富與貧 聖經篇： 神子民的經濟關係／賽德／吳偉德繹

神子民的經濟關係

賽德（Ronald Sider)

帕默爾神學院（Palmer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學、全人關懷、公共政策教授

吳偉德繹

「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哥林多後書八章13∼15節）

神要求祂子民的經濟關係要完全轉變調整。雖然罪阻隔了我們與神和彼此的關係，造成個人自私，經濟結構不公和壓迫等現象；但罪的權勢在神子民當中已經被破壞。已蒙救贖的人在生活上要經驗全新的個人、社會和經濟關係，這種新的關係預表主第二次再來時國度的完全與公義。

本文將藉聖經中轉變的經濟關係，來探討神為了避免祂子民遭遇嚴重經濟不均，所設立的經濟制度和結構。尤其是經濟關係在基督裡一同被救贖之後，教會中相互供給的生活方式，和基督徒的愛與合一，正彰顯了將來國度的樣式，並證明耶穌是天父所差來的（參考約翰福音十七章20∼23節）。

禧年

利未記二十五章可以說是聖經中最激進的章節，至少自由放任經濟或共產主義國家的人民會如此認為。神說每五十年，所有的土地必須無償地歸回原來的地主。為了避免貧富差距過大，神要求祂的子民每五十年要再公平分配土地所有權（參考利未記二十五章10～28節）。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裡，土地就是資本和財富，早期以色列各支派家族依照公平的原則分配土地（參考民數記二十六章52∼56節）；顯然神希望這種經濟均等的情形持續下去，因此要求每五十年，土地必須歸還原來的地主。私有財產沒有廢除，但是創造財富的土地必須再均分。

這項命令的神學基礎強調萬物的主權在於神；土地不能永久賣出，因為主權屬於神：「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利未記二十五章23節）神允許祂的子民暫時居住、耕種和享用地的出產，但我們只是祂的管家。管家的職分是聖經中提到我們與土地及經濟資源關係的神學重點。禧年前後土地可以買賣，買主實際所購買的是地上相當年數的收成（參考利未記二十五章16節）。「年歲若多，要照數加添價值；年歲若少，要照數減去價值，因為他照收成的數目賣給你。你們彼此不可虧負，只要敬畏你們的神，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未記二十五章16∼17節）耶和華是主，包括經濟事務的主。我們在這裡看不出供需理論與聖經倫理或神的主權相違背，而是看出神的子民要把主權交給神，祂要以公平來處理祂子民的經濟關係。

此處所強調的公義，很明顯地勝過慈善家偶爾的財富捐獻。禧年這種結構機制的規範，使得窮人有權收回所承繼的土地，地主也不能按自己意願一直擁有土地。這樣的原則包含自我幫助及自我發展的觀念；重獲土地後，窮人可以自力更生。禧年的觀念強調以制度化的結構機制來提倡公義，同時向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提出挑戰。神是完全的擁有者；每個人生活的權利超過買主的「財產權」或者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每個人也都是神的管家，祂希望個人及家庭具有謀生的資源，可以堅立家庭，共創歷史，同時避免土地及資本集中在某些國家或個人手中，而造成集權主義。

利末記二十五章號角響起，宣告贖罪日的觀點也令人震驚。在禧年贖罪日響起的角聲，就表明與神和好是與人和好的基礎；藉著贖罪日的犧牲與神和好之後，以色列人釋放了希伯來的奴僕，並且歸還土地給原來所有者，使窮人重獲自由。雖然歷史資料無法證實以色列人是否確實遵行禧年的原則，利末記二十五章仍是神有權柄的話語。神設立禧年這種均等性的結構機制，來規範祂子民財富的極度增加。

安息年

律法規定每七年讓土地休息，奴僕和債務人獲得釋放豁免。這些規定表達了對貧窮困苦人的公義與關懷。每七年讓土地休息（參考出埃及記二十三章10∼11節；利未記二十五章2∼7節）的目的，從生態學而言，可使土地的養分避免枯竭，從人道主義而言，神特別關心窮人。「六年你要耕種田地，收藏土產，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種，使你民中的窮人有吃的。」（出埃及記二十三章10∼11節上）窮人在第七年可以自由地收取田地和葡萄園的出產。希伯來的奴僕可以在安息年獲得自由（參考申命記十五章12∼18節）。因為當時以色列人會因為窮困，把自己賣給較富有的鄰舍（參考利未記二十五章39∼40節）；但神宣稱這種現象不公平，而且不能永久持續。因此在第六年結束時，希伯來的奴僕可以獲得自由，主人也要分送財物給他（參考申命記十五章13∼14節；出埃及記二十一章2∼6節），使奴僕因此有謀生能力。

安息年對借貸的規定更具有革命性（參考申命記十五章1∼6節）；每七年，所有的債務都被豁免！禧年的訂定強調行公義勝過施恩慈；安息年對借貸的豁免，則是以制度來防止貧富的懸殊。

申命記十五章不僅是神完全律令的理想樣式，也提供了以色列人處理債務的準則。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命令，第4節應許在他們中間將沒有窮人；但神知道他們的軟弱，境內仍然有窮人，所以神要求他們照顧困苦窮乏的弟兄（參考申命記十五章11節），並且設立結構性的機能來提倡公義。可惜的是安息年只有部分被施行。有些聖經學者認為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是他們沒有順服安息年命令的原因之一（參考歷代志下三十六章20∼21節；利未記二十六章34∼35節）。然而以色列人的悖逆並沒有使神的命令受到影響，祂仍然希望藉著制度來減少貧富的不均。

十一奉獻及撿拾遺穗

取土產的十分之一奉獻，是禧年和安息年精神的延續（參考申命記十四章28∼29節；利未記二十七章30∼32節；申命記二十六章12∼15節；民數記十八章21∼32節）。路得與婆婆拿俄米貧困地回到伯利恆，因為遺穗的規定才得以生存（參考路得記二章）。神吩咐農人必須留下部分收成給窮人的規定，才使路得能夠撿拾遺穗（參考利未記十九章9∼10節）。以色列人在埃及受過貧窮與迫害，使得他們會為寄居者、寡婦和孤兒留下許多農作物（參考申命記二十四章22節），也因此可以避免神子民更加貧窮。

今日可遵循的模式

今日我們如何將禧年、安息年、十一奉獻和撿拾遺穗的聖經原則，應用在生活上及教會中？神為以色列人制定律法，使他們知道如何行公平和公義，教會就是神新的子民（參考加拉太書三章6∼9節，六章16節；彼得前書二章9∼10節）。雖然保羅和其他新約作者指出部分的摩西律法（例如儀式方面），已不適用於今日社會，但並不表示道德性的律令也不再成為基督徒的規範（參考馬太福音五章17∼20節；羅馬書八章4節）。舊約中促進神子民相愛與合一的這類經濟關係啟示，仍適用於今日教會。禧年的規定並不是項束縛，尤其現代科技社會和巴勒斯坦農業社會已大不相同，我們需要尋找適合自己文化的方式，在教會中應用禧年的規定，基本的原則要比規條的細則重要。

舊約禁止收取利息的規定非常值得注意，因為在古代近東的利率，經常是25％或更高，所以律法禁止向以色列向同胞收取利息（參考出埃及記二十二章25節；申命記二十三章19∼20節；利未記二十五章35∼38節）。在這種情形下，借貸是對窮人的慈善幫助，而不是商業獲利。窮人的需要及避免貧富不均才是利息條例關係的重點（參考出埃及記二十二章25節）。教會不了解這點，反而以律法主義的觀點應用，使得1179年的第三次拉特蘭會議（The Third Council of the Lateran）禁止所有貸款取利，又使中世紀君王邀請不受教義約束的猶太人，進入他們國土作債主，導致了可怕的反閃族人主義。律法字句的偏差應用，反而忽略了聖經強調窮人的神是經濟的主，也是利率的主之重要教義。律法主義的解釋也造成現代以獨立自主的觀點，來處理貸款、銀行和各類經濟問題，這些都是出於現代世俗主義，並不合乎聖經的思想。

顯然以上經文強調的是，基督徒債主應該考慮的是借貸者的需要，而非對利潤的精打細算。（基督教組織對第三世界基督徒的低利或無息貸款，正是應用神話語中有關利息教訓的好典範。）禧年、安息年、拾穗及十一奉獻的經文，一再表明神喜悅公義勝過施與的小惠，更希望祂子民在同一「身體」裡，避免貧富不均的情形發生。

耶穌的新團體

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具體實踐了舊約教訓。耶穌走遍加利利各處，宣揚和平公義的國度即將來到，並且藉著祂與門徒的經濟關係，為這項宣告作了有力的見證。舊約先知不但預言以色列要因拜偶像、欺壓窮人而亡國，更預言宣告充滿希望的信息，就是彌賽亞國度即將到來，那日子必要來臨，神要從大衛家興起公義的苗裔，祂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那要來的新的、被救贖的社會，充滿平安、公義與公平（參考以賽亞書十一章4節，九章6∼7節；耶利米書二十三章5節；何西阿書二章18∼20節）。

耶穌所傳的好消息，就是那盼望中的彌賽亞國度業已來臨。然而當時猶太人對祂講的感到失望，因為祂並未組軍隊對抗羅馬帝國，也未建立一個自由的猶太國。不過耶穌所做的並不像一位獨來獨往的先知，祂呼召並且訓練了一批門徒，他們稱祂為主，建立了一個看得見的組織，依照應許國度的樣式生活，彼此的關係，包括經濟關係，都有所改變。他們使用共同的錢囊（參考約翰福音十二章6節），由猶大管理錢財，並且依照耶穌的指示購買所需或者賙濟窮人（參考約翰福音十三章29節）。這個組織還包括被耶穌醫治的婦女，她們與耶穌及門徒同行，也分擔財務的需要（參考路加福音八章1∼3節；馬可福音十五章40∼41節）。耶穌要求那年輕的財主變賣財產賙濟窮人，祂並沒有說「做個窮困孤獨的人」，反而說「來跟從我」（參考馬太福音十九章21節）。耶穌邀請他加入他們愛的團體，使他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個人財產上，而是在對聖靈的順服與弟兄姊妹彼此的關懷上。

耶穌在馬可福音十章29至30節所說的話，長久以來一直使我們困惑，「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馬太福音六章也有類似的說法。耶穌勸告祂的跟隨者不要為衣食及所需用的憂慮（參考馬太福音六章25∼33節），並且應許：「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這些話似乎過於理想化，但若對照耶穌與門徒所組成的新團體，耶穌所說的話確實實現了，祂開始了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一個信徒相互供給的新國度。

耶穌的門徒共用錢財，象徵彼此幾乎無條件地信賴對方，並且享受真正經濟上的安全感。這種無私共用的生活方式，向周圍不公平的社會提出挑戰，為此他們可能受到逼迫；但不論環境如何艱難，神的應許必不致落空，他們就算為此殉道，也已在這新的信徒團體中享受了親情。因著救贖，各種關係都被改變，耶穌與門徒將舊約的經濟模式實際地實行出來。

耶路撒冷模式

初代基督教會確實做到了經濟的相互分享，在使徒行傳的前幾章也有很多這樣的見證（參考使徒行傳二章44∼47節，四章32∼37節，五章1∼11節，六章1∼7節）。耶路撒冷教會很早就開始經濟分享制度；五旬節三千人悔改信主之後，使徒行傳記載「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使徒行傳二章44節），甚至變賣家產幫助有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的順服，使得境內的貧窮人減少，申命記神給以色列的應許：人若遵命就沒有窮人，具體實現了。他們經驗到「一心一意」的合一（參考使徒行傳四章32節），和生活所需共用的喜樂。

門徒合一的見證對福音具有極大的影響，經文中也一再提到耶路撒冷教會經濟關係的改變，加速了福音的傳播（參考使徒行傳二章46～47節）。同時信徒的喜樂相互感染，彼此分享所有，使得「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使徒行傳四章33節）。耶穌在禱告中提到門徒要以愛中彼此合一的見證，來表明祂是天父差來的，這個見證在耶穌撒冷教會實現了。

使徒行傳六章記載，有人抱怨教會忽略了說希臘話猶太寡婦的需要，結果教會選出七位執事，來特別照顧少數團體的需要。這事讓「神的道興旺起來」（參考使徒行傳六章7節）。初代教會經濟關係的改變，使得神的話加速傳揚開來。這點值得我們深思！類似的經濟關係改變，是否會使今日的信徒人數大增？是否有人願意為此付上代價？

究竟要付什麼代價？耶路撒冷教會合一「團契」的特質是什麼？初代教會並沒有堅持絕對的經濟平等，也沒有廢除私有財產，分享是出於自願而不是被迫。因為信徒對弟兄姊妹的愛心，使得許多人放棄對原有財產的合理索賠（參考使徒行傳四章32節）。許多人仍然保有私自的財產，但在弟兄姊妹有需要時，他們經常變賣土地和房舍去幫助弟兄姊妹。他們完全地信任對方，並互相的供應，證實了耶路撒冷教會在經濟關係的轉變。他們的分享是經常而不是偶爾或表面的，他們處理財務的首要原則是弟兄姊妹的需要，而不是個人財產的權益或未來經濟的保障。可惜今日的基督徒大多忽略耶路撒冷教會的見證，富有的基督徒反而以另一套說詞去解釋初代教會的歷史記載。

幾十年之後，保羅為耶路撒冷教會收取捐資，因為教會後來有了財務困難；這並不是因為經濟共用，而是太多的窮人前往聖城。猶太人認為在耶路撒冷捐獻特別有價值，因此許多來朝聖的人都非常慷慨地捐獻，吸引了很多乞丐湧入聖城。此外，極多的老人臨終前會來聖城，或等候彌賽亞的來臨（參考路加福音二章25、36節）。為數眾多的拉比也居住在猶太人信仰中心的耶路撒冷，依靠慈善捐獻生活，因為教學沒有收入，學生也多半窮困，使得這些宗教學者成為耶城的貧困階層。

不僅如此，巴勒斯坦約在主後40多年間發生大饑荒，安提阿教會曾在饑荒嚴重時給予協助（參考使徒行傳十一章27∼30節），教會關心窮人和受壓迫者，以致大批這樣的人湧入教會。加上教會及信徒受到迫害（參考使徒行傳八章1∼3節，九章29節，十二章1∼5節，二十三章12∼15節），及歧視不公的待遇，迫使門徒離開家鄉加利利前往耶路撒冷。這些因素都加重了聖城教會的負擔，也使最初的基督徒團體面臨了財務困難。但是初代教會的合一、經濟的信任和財務的共用，確實是各世代基督徒的美好見證，因為在這新的彌賽亞團體中，真正顯示出神救贖了人與人之間的所有關係，包括經濟關係。

經濟上的團契

保羅花了許多時間在外邦信徒中為猶太基督徒募款，並且竭力在神的子民中傳遞經濟分享的異象。他把「本地教會」的相互協助，擴大為「各地散居信徒」的彼此幫助。雖然早在出埃及時期，神已經曉諭祂的子民要在經濟關係上做改變；但在彼得與保羅時期，聖經教義的傳播變得更為普遍，保羅的募款也說明信徒的經濟分享，超越種族、地理界限。

保羅很早就開始關心基督身體內的經濟分享，早從巴勒斯坦遭遇饑荒時，為了回應安提阿教會的愛心（參考使徒行傳十一章29節），他協助巴拿巴把捐資送到耶路撒冷；這次旅行只是保羅擴大關懷經濟分享的開始。之後，他更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從事募款，並在多封書信中提到他的關懷（參考加拉太書二章10節；羅馬書十五章22∼28節；哥林多前書十六章1∼4節；哥林多後書七∼九章），並且親自前往收取捐資。他雖然知道會面臨危險和死亡的威脅，但仍親自前往；他最後一次被捕也正是在送交捐資的時候。保羅把象徵基督徒合一的經濟分享見證，放在自己的性命之上（參考使徒行傳二十一章13節）。最後也因為這份執著，導致他被捕殉道（參考使徒行傳二十四章17節）。

保羅會關心耶路撒冷教會的金錢需要，是基於他對「團契與合一」的了解。

“Koinonia＂是與人的團契合一，對事的投入，它是保羅神學思想的重點，也是他對收取捐資的解釋。信徒與主耶穌團契（參考哥林多前書一章9節），使我們能有祂的公義，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參考腓立比書三章8∼10節）。聖餐特別顯明基督徒與基督的團契，共用主的晚餐，使信徒參與十字架的奧祕（參考哥林多前書十章16節）。保羅認為與基督團契，必然會使基督裡的弟兄姊妹彼此合一與相交（參考哥林多前書十章17節；約翰一書一章3∼4節）。以弗所書二章也提到基督的死打破了種族、性別和文化的阻隔，使弟兄姊妹都在基督裡成為新人。在主的晚餐中享用餅和杯時，表現了基督身體裡的團契與合一。

這也是為什麼哥林多教會的分門結黨會令保羅如此驚訝；富有的基督徒在聖餐聚會中酒醉，貧窮的基督徒卻在挨餓，使得保羅惱怒地說他們不是在吃主的晚餐（參考哥林多前書十一章20∼22節），反而是干犯了主的身體與主的血（參考哥林多前書十一章27∼29節）。保羅認為需要分辨是吃喝主的身體，並且了解與基督合一，就是與基督的肢體有超越種族與階級的合一，因此需要照顧其他弟兄姊妹，而不是有人挨餓，卻有人酒醉。

當我們明白保羅說在主的晚餐中要分辨主的身體之涵義後，只要世上有基督徒在挨餓，全球各地的基督徒在領受聖餐時就不完全。保羅清楚地使用Koinonia一詞，來強調信徒間的財務分享，並且說明在基督裡親密團契有具體的經濟涵義。保羅向外邦人傳福音前，與雅各、磯法等人用右手行相交之禮時，就表達了團契的意義，他同時應允給予耶路撒冷基督徒財務上的協助（參考加拉太書二章9∼10節）。保羅也常以Koinonia表示收取捐資，這個詞彙不僅用在哥林多教會慷慨的捐獻上（參考哥林多後書九章13節），也以此說明馬其頓基督徒對耶路撒冷的奉獻（參考羅馬書十五章25∼26節）。事實上，財務分享只是團契合一的部分表現，外邦基督徒從猶太人分享了（也是使用Koinonia這詞彙）屬靈的福氣，所以將物質的富裕與猶太人分享。

保羅對信徒經濟的分享提出三個原則，首先是儘可能地給予。每個人「要照自己的進項」（哥林多前書十六章2節）給予，並稱讚馬其頓人「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哥林多後書八章3節）。事實上，當時馬其頓人非常貧窮，也面臨極為嚴重的財務困難（參考哥林多後書八章2節），但他們仍然超過能力去捐獻。第二個原則是捐獻是出於樂意（參考哥林多後書八章3節）。保羅強調他不是吩咐命令哥林多人（參考哥林多後書八章8節），而是要他們出於甘心。第三個原則是神子民享有均等的經濟關係。為了支持這個論點，保羅引用了聖經中嗎哪的故事，「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正如神要求祂子民在曠野收取同量的嗎哪，哥林多人也應該在基督裡「均平」地供給。

這樣經濟分享的情形對現今教會有怎麼樣的啟示？當然今日教會不須與使徒行傳描述的初代教會一模一樣，因為不是耶路撒冷教會的行為，而是聖經的教導，才是今日教會要遵守的規範；但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所強調的經濟分享原則，仍然值得我們重視。

耶路撒冷教會的經濟分享，對福音產生巨大的影響，由此可以看出神對此事的祝福。當其他經文提到神要求經濟關係轉變，神的子民順服實行後，神的祝福就臨到，這就是今日教會要遵行的模式。聖經重複明確地表示，神希望祂的百姓經濟關係改變，避免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發生。

結論

明白神所喜悅的經濟關係後，究竟聖經的啟示對北半球富裕的基督徒有什麼意義？對我而言，只有一個結論。

目前全球基督徒的經濟關係不符合聖經原則，攔阻福音並且干犯主的身體與血。北美每年所丟棄的食物，價錢約等於非洲所有基督徒年收入的五分之一。北半球基督徒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時，第三世界的弟兄姊妹卻須忍受不足的醫療照顧及教育機會，甚至缺少食物，這些都不是榮耀神的見證。我們就像富有的哥林多教會信徒，不顧教會貧窮會眾的需要，而飽食醉酒（參考哥林多前書十一章20∼29節）。我們今日也一樣無法分辨在基督裡成為一體的意義，並干犯了主的身體與血。美國基督徒在1967年到1972年間花費了五十七億建造新教堂，當會眾仍飽受飢餓，我們是否仍要繼續建造華麗的教堂？我們若忽視非洲與拉丁美洲基督徒的需要，是否已違背了保羅的教導？

我們劃分基督裡的富與貧，就攔阻世界接受福音。第三世界的窮人無法接受富裕社會的人所傳講的基督。在這樣一個明顯區別貧與富的世界裡，如果北美和歐洲一小部分基督徒，願意對世界上其他基督徒實行聖經的經濟分享原則，那麼對福音傳揚將有驚人的影響。耶穌的禱告將獲得實現，門徒彼此的相愛與合一，將向世界證明耶穌是由天而來（參考約翰福音十七章20∼23節）。二十世紀末的今日，教會需要新的經濟分享模式，去實踐神所喜悅的經濟關係。我們是否能順服並實現聖經的異象？

（本文譯自Ronald J. Sider, 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 : A Biblical Study,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