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觀點的經濟學－市場

• 市場

—一個創造良善和發揮基督徒管家作用的機制

在本書後面的章節裡我們會詳細探討市場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和道德/文 化機構，在不傷害市場配置資源和創造富裕的能力的前提下如何彌補這種局限性。這裡我們首要的任務是要理解什麼是市場不可替代的工作，即不可由傑出的經濟學 家團隊、參議員和教會長老替代的工作。其他的經濟制度，由於低效率、限制集體和個人選擇的自由、相對貧困的生活水準，都不能做到。在本章裡我們不僅解釋市 場從事什麼工作、怎樣完成它的工作，還要說明市場本就不是滋生物質主義的工具。事實上，市場支持最高形式的文化和精神表達。

想 想蜂巢有多麼神奇，在它整個複雜的社會組織中，發信號的舞蹈和三角形的圖譜指向最近花蜜的來源。想想各種生物採用的改變條件和系統的方式，如熱帶植物接近 陽光的方式，想想微生物和笨重生物在宇宙動態學中的位置，何等神奇啊！是什麼把它們在所佔據的無限長的過去時空裡的結構運動與今天地球上所有生命結合在一 起。

有些早期基督徒科學家，如凱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年）在他們的論文當中突然唱起歌來，因為他們看見自然的奇蹟就像上帝頭腦中的作品一樣。然而，你若四處探尋，就會發現經濟學家（甚至基督徒經濟學家）突然用讚美詩描述市場怎樣運作來滿足人類的需要，引導人類發揮潛力服務人群，以完成大大小小的目標。他們專業所持的 保守態度和缺乏詩人般的素養都限制著經濟學家的表達。儘管他們理解，甚至感歎市場服務於人類需要的作用，但是經濟學家們發現很難向普羅大眾，尤其是向提倡 某種不同制度的道德批評家們，將此奇妙說清楚。我們邀請讀者加入我們所發現讚歎市場的探索之旅，並認清負責任的基督徒們在其中的相互作用，特別是作為消費 者的相互作用。

 

稀少性——罪的產物還是認真選擇消費的機會？

讓 我們以拜訪愛阿華州的一家小型農場開始。這家農場黝黑、剛剛翻耕的土地散發著肥沃的氣味。農夫們辛苦地工作、認真地管理，還擔著企業化的風險。每當他們投 資新的建築和設備，來提高農場生產率的時候就會有這樣的風險。與第三世界同類社會群體相比，這些愛阿華州的農場主們和當地的城鎮並不算窮。但是，他們也要 面對不可避免的缺乏問題，這是每個地方的人類生存條件。就時間來說，他們不能兩次花掉既定的一小時——先為他們的家庭，再為種植。就金錢來說，他們不能在 農場收入很低的時候購買最新的空調聯合收割機。如果他們不能支付生產貸款，也不能在冬天到佛羅里達州去。

經濟學家們常說，缺乏是人類生活的基本事實。他們專門研究缺乏問題。於是把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行為做成一種決定怎樣使用有限資源的模型（從而有了稀缺的字眼）。如時間、金錢和土地都是有限資源。這樣的模型描繪了如一個大學生提姆(Tim)的 情況。提姆打算買一些襯衣。他在商店和品牌的選擇中受到商品的價格和質地、以及他的款式偏好的影響。因為他收入有限，不能一口氣買二十件襯衫。而且提姆必 須考慮去附近可找到的商店的時間，因為在那段時間裡，他還能做其他有用的事，而且他可能為了節省時間上網購買（即使冒著不合適的風險）。

提姆必須仔細考慮，因為他的資源有限。我們可以這樣描繪他：他或者用來作為夏季衣服預算的100美元全數購買好襯衫；或者以最低價購買三件他需要的襯衫（以便能用刻意節省下來的錢，帶弟弟去看電影）。提姆受自己利益引導，但他並不自私。畢竟，他不僅想到了弟弟，還考慮到夏季炎熱時他要有適合星期天去教會的襯衫。

這 樣我們旅行的第一站，在愛阿華和提姆相遇，幫助我們瞭解生產者和消費者如何在比較缺乏的資源下進行選擇，他們選擇的依據是顧及自己的利益。但他們考慮自己 的利益時，並不自私。而是，包括認真地關注家庭、工作需要、適合禮拜穿的衣服，以及顧及避免在長時間聽道過程中睡著的願望。

通 過市場來滿足需要、達到某種目標時，所有個人和團體都必須考慮缺乏問題。缺乏本不是由罪惡決策造成的，這在我們的例子裡似乎很清楚。然而，許多基督徒作家 卻得出這樣的結論：市場行為無法避免地與自私的罪性混合在一起，以至要解決由罪導致的缺乏問題，唯一辦法就是要過簡樸生活，並把所有的剩餘與他人分享。

缺 乏，就經濟學的含義（即需要消費者和生產者認真選擇的金融和其他資源的有限性）來講，並不是某種簡單地靠簡樸生活和慷慨就能解決的問題。恰恰相反，斯沃特 是一個在拉斯維加斯附近，僅僅靠有機農場生活的基督徒家庭，可能給教會什分之一的奉獻都很吃力，因為當地有機水果和蔬菜市場非常有限。他們對他人表現出基 督徒的愛必須採取別的方式，如：邀請城裡的孩子在真正的農場裏住一段時間。

和 別人一樣，斯沃特一家對於怎樣花費他們的時間和金錢必須小心，即使遇到相當普通的需要也是這樣。例如，他們應該自己縫製衣服還是買衣服？他們能自己擁有工 作成果嗎？除了這個家庭，沒有別人能做此決策。禱告求上帝帶領，或者請教其他志趣相投的基督徒。這兩種選擇中，沒有一個可以明顯地看出基督徒自私與否。兩 種選擇也都不限於農業，儘管這家父母都是大學畢業。

那 些把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決策貶低為出於個人（或家庭或教會）利益考慮的人，誤解了斯沃特家的故事。當批評者評價市場時，他們往往脫離了日常我們瞭解的千百萬 個人的選擇。這些選擇反映出既考慮到自己的利益，也關心他人的利益——近到一個家庭，遠到海地一個村莊，當地的宣教團體幫助居民開始建立小型企業。

不僅如此，個人的慈善行為、美的創造和智慧的追求，都遠遠的超越物質動機，大部分的成功仍然依靠非常物質的產業。天主教經濟學家單拿（Peter Danner）在1995年寫道：

[那些產業]需要很高的工作技能、巨大的投資和不斷開發的技術。……

[包括]很多教育計畫、接待無數人的服務、無數的書籍、演出、音樂製作

以及建造商業用和神職用的殿堂。（第30頁）

而且，市場迎合各種各樣的動機，既包括美善的也包括邪惡的動機：

   社會本能欲望，像友善、同情和理解；反面的敵意、嫉妒和漠不關心都驅使

人們買和賣。權力、聲望、名聲和追求真理的強烈欲望、美和非凡的生活目標都是強烈的精神動機，這些都強有力地影響著我們生產什麼、交換什麼、消費什麼。（第30頁）

儘 管很明顯的知道，通過市場表達的消費者選擇反映出私利（即管他們不一定自私），基督徒必然把他們的道德和精神價值帶進市場。例如，拒絕購買色情作品的價值 觀（色情作品的定義受個人判斷和基督教素養的影響）。他們避開猖獗的物質主義——物質主義常常強調需要華麗的東西，而去幫助他人，或有目的地購買提高知 識、藝術和精神層面的東西。比方說，大多數基督徒都很樂意在他們的支出中包含書費、學費、藝術和精神修養的費用，但建議基督徒家庭不要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在 最新的家庭娛樂系統上。

在二十世紀初的魏伯倫（Thorstein Veblen）是一個非基督徒經濟學家，曾批評某些消費習慣。他創造了一個新詞，「炫耀消費」，吸引人們購買最昂貴和最華麗產品的習慣，用以彰顯他們的財富，引起他人的羡慕和妒忌。很明顯的，這是使人狂亂的罪性在作怪（加拉太書5：19-21）！

基 督教不是一種「離群索居」的宗教，它依靠鮮明的個人信仰，對客旅的愛以及在基督徒團體內的深層聯繫。即使市場本身不是引起自私的原因，市場對消費者隨時的 反應都一樣，無論是道德動機值得懷疑的消費者，還是在支出、儲蓄和在奉獻上認真考慮上帝意願的消費者。基督徒對試探無法免疫，這些試探經由市場像自助餐店 的展示一樣呈獻到我們面前。結果，他們做得很好，當他們思考如何在購買上榮耀神，就如同在他們生活的各個層面一樣，他們不僅禱告和定期做禮拜，並且相互支 持。

華盛頓特區的救主教會提出了教會的規範，1988年出版傅士德（Richard Forster） 的「屬靈操練的禮讚」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們提出對基督徒教導，並支持那些了解個人領受呼召的人。這些呼召包括：簡樸生活的方式、與需要的人分享的迫切性。 這種生活容或不是每一個基督徒的呼召，但確是值得眾人在禱告中深思，並給予他們金錢上的支持。另一些人通過卡內基廳堂創作音樂，為神作頂級的服事，如安得 生（Marian Anderson）和瑪莎莉(Wynton Marsalis)，或者通過建立成功的國內公司來服事神，像赫曼家具廠(Herman Miller Furniture)的馬德波利(Max De Pree)和米其林集團(Group of Michelin)的米其林。

在米其林2003年出版的《為 什麼不？》一書中，米其林說明企業是一項最高層次的呼召，商業領域中，上帝與人類同工的奧秘是在幕後。公司不過是不斷創造雇員、股東和客戶的動態系統，這 些人以具體的方式結合，共同努力製造商品和服務。但他們的創造具有深刻的含意，因為創新「釋放人的想像，鼓勵承擔風險－達到人的極限，為的是看到預期的結果。」（Couretas，2003年）。

不僅如此，基督徒很有可能投身採購商品和服務，來突顯人性關懷和其多樣性。例如，一群基督徒可能決定經常光顧戴夫狄格(Dave’s Digs)－一個專為聽障人士提供安靜空間的餐館，即使他們的聽覺與海豚一樣毫無遜色。儘管戴夫狄格斯的支持者們可以選擇旁邊一家價格、菜單都適合的餐館。他們光顧戴夫祗是為了支持一個美好、令聽障人舒服稱心的公共環境。

 

拜訪過愛阿華州的農場主、大學生提姆和住在拉斯維加斯外圍的斯沃特一家，我們準備到新天堂基督徒訓練中心的多恩（Don） 大叔家住下。在多恩和其他人看來，市場「運作」是因為市場產生價格並創造收入機會，以此為那些擁有資源的人發出信號，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例如，大多 數年長的市民光顧當地藥店，表明他們願意並有能力（因為有保險金）購買最新的藥品，醫治他們的疾病。幾年前，有些疾病，像前列腺癌症或陽萎，只能忍受。

這是市場告知（但不是命令）基督徒消費者決策的一個好處。基督徒消費者致力用他們的金錢和資源作好管家。如果你給你的多恩大叔帶一件禮物，你也許不會購買一種西式繩編的「波羅」領帶，即使這種領帶正在促銷，因為沒有1935年 以後出生的人戴那種領帶，雖然便宜，但也是一種浪費，而且多恩大叔也不戴那種領帶。你也不會給他買一套新型電腦化的洗手間用具，那種只要按幾個電鈕就會洗 淨擦拭使用者的馬桶（只有日本人家裡才有）。你大叔的好管家（他命你為受託人）建議你稍候，待市場半價時再買。畢竟多恩大叔還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七十歲老 人。

得 到很好保險照顧多恩大叔和其他老人，因而能夠滿足他們用藥的需要。由於購買量非常大，等於鼓勵了藥劑公司針對千百萬人的疾病開發新藥。新藥品和醫療的開發 也延長了完整婚姻的親密年限，並增強了老年人的儀表。因此，基督徒經濟學家不輕易相信謀求利潤的製藥公司不能滿足健康需要的指責。顯然，這些公司滿足了大 量公眾健康的需要。

對於基督徒和所有其他關心某些高成本藥品的人來說，最大的挑戰是，要設計一些措施，使許多沒有保險的人能得到醫藥。然而，只有當這些藥品公司不向市場能力妥協而繼續服務第一世界主體，這些措施才能成功（我們會在第8章 討論相關問題）。嚴重限制市場力量的大規模的醫療革命不能解決沒有保險家庭的問題——當然除非我們願意犧牲其他明顯而重要的需要，如安全旅行、教育和員警 保護等。而且，要以單一的制度滿足所有醫藥需要，就會以某種方式進一步傷害私人醫藥部門的發展，來滿足當前和未來的醫藥需要。

基督徒想要智慧地參與公眾關於政府、私人企業和志願機構如何通力合作來滿足有優先權利人群（特別是低收入人群，包括老年人和有小孩的家庭）的健康需要的辯論，我們就必須權衡預期的收益和成本。（關於成本和收益的分析，見第3章）。在政府發揮最大作用的範圍內，成本必然經由向家庭和企業（企業有其他合法的優先考慮）徵收更多的稅收來擔負。而且成本還會對得到新處方計畫待遇的人產生負面的影響。

同樣的，試想如果聯邦政府要求醫生為醫療輔助計畫而必須負擔病人治療時需要的紙製品和付費目錄的話，那些負擔足令許多醫生，不情願但停止接受新醫療輔助計畫的病人，甚或全部撤離貧窮地區。一份醫生諮詢委員會、美國醫生大學報告書說：全美有30%的家庭醫生拒絕新醫療輔助計畫病人，根據2002年的一項調查，有這種反應的醫生裡有24%不是減少了治療醫療輔助計畫病人的願意，就是計畫在六個月後這麼做（美國醫生大學，2003年，第5-6頁）。

每 當社會需要不能全靠市場和現有政府計畫來滿足時，基督徒就應該考慮如何填補空缺，不管是提供基本藥品還是照顧兒童。從教會在耶路撒冷建立時他們就這樣做， 而且教會執事的責任就是要照顧窮人和寡婦。基督徒有使命、方式和恩賜提供各種服務，從提供教育到照看體力和腦力有缺陷的人。但基督徒不能靠信仰填補所有的 不足。基督徒經濟學家也不會擁有一席之地建立最好的制度。

需要得不到滿足的問題，要求基督徒深入草根地區，也進入政府機關，但永不能排除在計畫之外。耶穌引述舊約裡律法的一段名言說：「因為窮人常和你同在」（馬太福音26：11）。聽到祂講這段話的人還能引述一段經文：「我命令你總要向窮人分享你的所有，向其他有需要的耶路撒冷人分享你的所有」（申命記15：11）。

 

動態市場的力量

對 市場不斷的批評之一（來自基督徒和其他人的批評），就是批評市場製造新產品和新工作機會的方式：它以犧牲以前的老工匠、社會習慣、社會團體和信仰為代價。 馬克思為資本主義的偉大力量而歡欣，他說：「資產階級完成了遠勝過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德大教堂的奇蹟；它完成的遠征使之前出埃及和十字軍都黯然失 色」（Trucker 1978年，第476頁）。然而他譴責資本主義把工人當作工具，造成社會容易大量失業的趨勢。馬克思嘲笑資本家，因為他們聲稱資本主義提供「自由」。實業家雇用婦女和兒童；他們在非人性的工廠「奴化」工人；他們支付工人非人性的工資，在他看來絕非自由。

不 幸的是，馬克思吸引了無數跟隨者，但從來沒有告訴我們有什麼可以取代市場和個人的自由的制度，且不會淪為專制的政府。那些在墨西哥、俄羅斯、中國和越南領 導馬克思主義革命的人必然隨意建立他們的經濟，沒有足夠的市場信號。（墨西哥是第一個發生這種革命的國家，但是沒有沒收全部私人產權）。變化中的市場價格 會使得生產者對變化的需求做出反應，並鼓勵他們有效地增加產量，從而提高生活水準。相反的，如果既不能受益於市場信號，在政府中也沒有大眾的聲音，社會就 會在特別低效的工廠和腐敗的官員身上浪費珍貴的資源。

剩 下的是歷史，因為沒有一個這樣的國家還堅持保有完整的共產主義經濟和政治體系。共產主義不可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指令，為社會謀求較高的生活水準。公民們為這 種制度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這種制度不能運用藏於普羅大眾中巨大的能量和知識，這些能量和知識只有在人們自由地買賣和工作進行選擇下才能釋放出來。因為依賴 計畫和命令，他們的制度無法吸引人在創新和生產中充分地發揮作用。而且，共產主義宣傳的目的取代宗教動機和廣泛的私利，他們靠對「親愛領袖」的崇拜和獎勵 顛覆鄰國的政權來達到這種目的。

事 實就是：國家若不為工人、消費者、生產者和選民提供廣泛自由選擇的機會，就不能實現物質、文化和道德的成就。自由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目標。畢竟，像節省、 分享和努力工作這樣的美德，在沒有自由選擇情況下是空洞的。人們應自由地進行選擇——揮霍、吝嗇、還是遊手好閒。為個人和團體提供大量選擇空間的政治和經 濟制度下，道德的最高境界與他們在效率和生活水準方面的最高成果相對應。之所以這樣，原因就在於消費者、商人和工人都自由地對市場價格做出反應；反應的基 礎就是他們對自己價值觀、欲望和地方資源最熟悉的瞭解。例如，較高的汽油價格對減少汽油購買提供最有效的刺激，這有利於其他的選擇，從更有效利用燃料的汽 車到選用其他燃料。油價上漲對生產者造成了強有力的刺激，使他們採用更新型、節省燃料的技術和選用其他可能的能源系統（從風力到核能動力）。

價格變動產生鼓勵技術創新，也刺激人使用替代品。但當政府更依靠管制，而不依靠提高市場價格時，如要求購買生質燃料（bio-mass fuel）或規定汽車公司車隊平均燃料效率標準，能源產業總體創新的速度就會放慢。這樣的方法不能疏導消費者減少漲價汽油的消費而選擇替代品；這些方法同時也削弱了誘發企業更快開發其他燃料的利潤刺激動力。

市 場允許消費者、生產者和工人自由地選擇。所造成的刺激，體現在變動的價格，有利於技術創新和提高生活水準上。但是，自由總是意味著變化，而變化又造成某些 失敗者（特別是短期內），當然也造就贏家。例如，有些老居民不易適應快速的物質、文化和經濟的變化，尤其是影響他們接近朋友、採購和供養自己的變化。那些 不喜歡市場驅動變化的人常常渴望回到「美好的過去時光」。但過去美好的時光常常是記憶的錯誤。2002年PBS的 「未開拓的家園」系列節目中，有現代家庭在舊宅地居住六個月的故事，不料大多數觀眾失去了對早期生活和鄉土生活有如玫瑰色彩般的情懷。每一代的孩子都接受 伴隨社會經濟變化的挑戰和新機會，就像他們的祖先勇敢地離開已知的世界奔向未開墾的疆界一樣。對於孩子來說，家是一種記憶，而不是固定停留的必然理由。

1870年以來，美國的巨變使得農業從佔總就業的一半（見Heilbroner and Sincer，1984年，第245頁）減少到2000年的2.5%（見美國2001年人口統計局，表593）。那些變化使一些小鎮沒有年輕人，並促使城市人口越來越接觸不到大自然。不過，農業生產率的驚人的提高降低了食品成本，從1909年約佔家庭預算的三分之一（美國1975年人口統計局，第416-494頁）下降到1999年的13.4%（2001年美國人口統計局，表657），並使得千百萬農場家庭進入收入更高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就業。有些今天雇用幾十萬人的產業在當時是未知的行業，例如家庭保險和小型貸款公司、電視、太空領域、音樂唱片、風浪板運動、緊急新聞服務和各類網站。

如果美國人對帶來新的可能性但卻中斷舒適生活的變化一概說不的話，他們就不會享受到現在高品質的生活水準。學生們就不能在未來的生涯中探尋越來越多可能的使命。中老年美國人就不會有時間和金錢享受終身教育。美國總統當然就不能（在他的2003年聯邦國家資訊中）提議國會每年對開發中國家給予雙倍的經濟援助，直到2006年（見第8章全球化問題）。如果人人在生活各方面的選擇很少——工作、食品和宗教體驗。我們就不會自由！就不能用我們的天賦榮耀神，不能在愛和服務我們的遠近鄰舍上去想像、建設、思考和合作。

當 想到物質、知識和精神方面的好處時，我們很容易認同自由。但我們常試圖對變化進行限制，我們希望保留某種工作、保護舒服的生活方式，不讓人們接觸最糟的誘 惑。例如，有些基督徒和其他人支持限制城市發展的法律（通過地塊最小化和其他干預），結果卻往往是城市地區的上等階層化，把城市宜人的環境保留給付得起50萬或更多美元房價的人（Vous 2003年）。少數人「好生活」的代價就是很多家庭搬到郊區或面對使人瘋狂的變換，而窮苦家庭則擁擠地住在老舊、廢棄的地區。

還有許多例子說明好心人敦促法律制定者保護某些價值和條件維持原樣。所採用的措施都有限制選擇和減少經濟動力的效果。於是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壁壘保住了一些美國人的工作，卻減少了更新、更清潔和報酬更高的工作。

限制外國競爭的法律，違反本書一開始時所說的基督徒經濟生活的幾個原則（見第8章）。 這些法律不但削弱了為世上最窮的人提供工作的措施，並且不能榮耀每一個人唯一的、變化中的使命。同時這些法律也表現出對個人自由缺乏尊重，個人有權憑良知 和個人品味做他資源的管家。貿易壁壘是非基督徒的，也因為它把政府的決策強加在國內消費者頭上，阻止消費者選擇最能滿足他們家庭需要的價格、質地和款式。

為什麼你因貿易限制而被阻止按你的理解行動：對於你的過敏症來說是墨西哥的芒果，或佛羅里達的桔子更好呢？為什麼你父母必須為你姐姐的婚禮訂購加利福尼亞的白堊山的紅葡萄酒(Californian Chalk Hill Cabernet)（每瓶50美元），而預算表明最好選用智利的莊園蘇維翁紅葡萄酒(Chateau Los Boldos)（每瓶10美元）？為什麼你的加州窮鄰居由於嚴苛的進口限額不能為孩子購買較便宜的進口衣服和鞋子？

位 於密西根州赫蘭德市，國家唯一的急救用品廠最近關閉了，整個被搬到了加拿大。這對於社區來說是不是一項災難，對工人來是否公平？真相是，貧窮的加勒比海國 家的糖不許進入美國，為的是保護美國的甜菜和甘蔗的生產者。結果，糖果公司不得不支付兩倍於世界的糖價，這些成本又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因為加拿大人不歧視 外國的糖生產商，糖（糖果的主要原料）就便宜得多。僅這個事實就能看出重新安置急救用品廠的行政官們是多麼沒腦子。

一 方面從這個例子看出貿易壁壘傷害外國的生產商、密西根食品業的工人和整個美國糖果嗜好者（包括努力想戒煙的人）。進口限制並使得美國的糖果業在世界市場上 沒有競爭力。另一方面，在密西根急救用品廠失去工作的工人開始考慮新的工作機會。例如一名婦女決定開一家三明治店。她一家一家銀行的跑，為要確定哪一家銀 行能借給她需要的資金；她研究各種特許權。沒有一件事是容易的，但是她一生中正好有時間做這些事！想想要不是急救用品廠搬走，要不是生活在能夠每年都產生 新工作和新生意的經濟大國裡，她會這樣做嗎？

前急救用品廠的一個雇員羅萍是我的鄰居，她又回到教室，一個四十五歲的人，為尋求一個物理治療師的新職業做準備。大激流報（the Grand Rapids Press）報導了很多其他的例子，2003年 經濟放緩時失業的工人開始了新的、更好的職業。當然，對一些工人來說更好的機會不能直接彌補那些年處於不允許改變職業的境地，或者不能重新定位的人感受到 的痛苦。但是動態的市場（總是產生新的產品、服務和工作）也生出教會和社區使用的金融資源，來幫助失去工作的人們去適應和發現新的、滿意的未來。這是令人 興奮的擴張市場經濟的事實：市場經濟為人們開闢了無法想像的遠景，而這些人曾經陷於不能發揮長才，又限制他們能量的工作之中。（見第9章關於工作增長率）。

回 顧我們在第一章引入的模型，一個政治民主、自由市場和強大的道德、文化機構之間平衡的社會，為人民安排了多種方式使他們面對不可避免的變化做出反應，而不 是鎮壓計畫或限制自由。的確，私人組織在應對緊急需要上特別好，他們為市場機會和個人支援網有限的人提供住所、預算建議和找工作。他們往往在社區中工作， 而在這一層上他們對個人和當地資源的瞭解使他們適合需要説明的人。因此他們的工作增強而不是取代個人初始的創造力。出於某種目標，公眾的錢也可以透過私人 社團組織到達有用的地方。

1999年布希競選總統時提出「以信仰為基礎的開創」。布萊克(Black)、顧普曼(Koopman)和雷頓(Ryden)（2004年）對 圍繞這種開創提出的問題給予精彩的評價。儘管有些模糊，但布希承諾要開創立法行動來加強聯邦政府長久以來藉著私人組織（包括宗教組織）資助某些社會服務的 工作。支持者提出，宗教組織常常比政府更能成功地滿足某些需要（比如幫助窮人），因為來自宗教組織的幫助更個人化。並且包括強調信仰和價值觀，在這樣的基 礎上生命可以更成功地建立起來。

撰 寫本書的時候，以信仰為基礎的開創被斷定為只能部分地成功。一旦選上，布希政府不能把為在國會贏得民主黨支持而通過的立法提議具體化。結果總統提出的幾個 要求改變聯邦資助方式的行政命令就部署了。特別是每當通過私人組織管道獲得的稅收貨幣時，宗教團體必須與非宗教團體同等（從資格意義上）對待，只要以信仰 為基礎的團體不把所接受的基金用於專門宗教目的。

那 些反對這種嘗試的人（包括一些宗教和非宗教的聲音）認為沒有辦法防止聯邦基金不用於嚴格的宗教目的。即使特別制定的聯邦基金也不可能用於傳福音，這也會使 教會能夠將他們自己的基金轉到嚴格的宗教活動上。很有可能，美國公眾、國會和法院還會繼續爭論關於宗教團體提供的稅收資助的社會服務的法制化問題和應負的 責任。而且，一些宗教團體（包括大學社團）原則上不願意接受聯邦基金資助他們的社會外延發展。他們擔心伴隨基金的政府控制會使他們很難以允許信仰滲入全部 生活的方式引導他們的牧師服侍。（見第11章）。

在 密西根州赫蘭德市，人們創立一個多教會網路，幫助失業的人找工作和自修。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在當地找到。另一個例子是，我們的一個朋友，當地西班牙語教師 受到德州基督教家庭的歡迎，於是在那裡幫助她和她丈夫尋找新的機會。如果她沒有在密西根特許學校失去她的位置，就絕對不會遇到那些基督徒，也不會發現一生 中的機遇把她和她丈夫訓練為新的高中職業學校的老師（而會繼續苦悶地在密西根做拿著大學學位的工廠工人）！

市場變化的作用就是基督徒們所指的，「當上帝關上一扇門時，祂會打開另一扇窗」。多數美國人承擔挑戰的機會，才去實現夢想，而不會選擇安於現狀的生活。（關於精神問題，講到按才授責的寓言，看來耶穌鼓勵細心地、向前看地投資生活和使用錢財，相信上帝會獎賞他的服事；見馬太福音25：14-30）一個以強有力的道德和文化機構來裝備自由市場的社會，是有史以來最好的社會。基督徒和其他人面臨的挑戰就是支持三足鼎立的制度並以高價值觀來浸入它——反映在他們的選舉、支出和與他人合作來滿足未解決的物質和精神需要上。

 

經濟增長對人民是好事嗎？

在 這一章裡，將解釋市場如何為了參與者的好處而運作，提姆和斯沃特還是一個遙遠的記憶。只要基督徒和其他人被允許相對自由地活動（即沒有負擔沉重的管制）， 市場就被作為引導資源的管道來用於為上帝的榮耀而工作。我們的下一站是西密根州，二戰剛剛結束時，馬斯基根，一個木材小鎮，曾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 很繁榮。但在西密根木材生意讓位給傢俱和其他產業了。人有工作、家庭再次享受和平時光的追求，而湖岸藝術家們最初靠富裕的木材財主的資助贏得了全國的尊 敬。

那是多麼好的時光和地方，很多人希望未來完美地展現在他們前面的是更多圍欄、綠草地和新的教會植物。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合成材料製造的家具將取代木製家具，這種家具的設計適於不同體型和款式。甚至許多辦公室的牆壁到二十世紀末也被打通了。

最 後，當地的鑄造廠和小型家具企業都會關閉，有些父輩難過地看到他們的兒子不再希望一輩子從事只有高中學位或更低學歷的職業。後來，他們發現受更多教育的兒 子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包括設計和在遠至中國的市場上銷售新型的辦公室家具。的確，有些小輩在不離開西密西根的情況下也會做這些；同時另一些人開始新的生 涯，這需要他們進一步受教育，給了他們追尋夢想的空間。他們的女兒們也在當地進入大學，日後成就會超過他們的兒子們；他們到世界各地去工作，也從家鄉的互 聯網上找到工作。[1]

按照經濟增長批評家的說法，上述畫面講的正是對奢侈品毫無止境的胃口和敗壞信仰的例子。豪華家具是一回事，但誰「需要」一把依照人體工程學設計的辦公椅呢？基督徒的女兒們似乎很樂於待在家裡做媽媽。倘若1950年代造成了教會的迅速增長，那麼更富裕豈不是物質主義的試探嗎？今天基督徒增長的批評家又說，當家庭可以購買當地的物產、在而冬天買罐頭食品時，誰需要非當季的新鮮蔬菜？誰需要新玩具DVD或者跑到迪士尼世界去玩？經濟增長不正是物質主義的傳達媒介嗎？其代價就是置換當地的工人、環境、社會和我們的靈魂。

二十世紀末以來，人們對經濟增長在精神上的負面影響的擔心（如上述），因關切土地維持經濟增長的能力而越發增強了。一個普遍的想像就是「地球在我們愚蠢的重壓下呻吟」（博馬-普雷蒂格，2003年）。除此之外，許多基督徒評論家提出，世界需要的是將現有收入做更平等的分配——更有可能的是降低西方現在的生活水準，並給第三世界更多的援助（第8章全球化與第三世界，探討的就是這個問題）。

瑞典統計學家隆伯格（Bjorn Lomborg，2001年）對這種經濟增長與環境破壞之間有目的的聯繫而產生悲觀說法，提出一種絕妙的反應。經過研究獲得最可靠的資料，他的結論是：

 

我們沒有耗盡能源和自然資源。世界人口人均糧食會越來越多，挨餓的人會越來越少。在1900年人類平均壽命是30歲；而今天是67歲（整個世界平均數）。根據聯合國資料報導，在過去50年裡減少的貧困比之前500年裡還要多，而且每一個國家一直都在減少。在我們的生命時間裡，所有物種並不是少了25-50%， 事實上可能少了0.7%。酸雨沒有扼殺森林，我們周圍的空氣和水越來越少地被污染。（第4頁）。

顯然，天沒塌下來。隆伯格又說，正因為情況越來越好，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該做什麼。

 

糧食情況已大大地改善了，但在2010年仍然有68億人在挨餓，這顯然還不夠好。區分很重要。當事情做得不夠好時，我們可以規劃美景，使挨餓的人更少。這是我們的政治目的。但情況有改善時，我們知道我們處於正確的軌道上，或許速度不夠快。可能我們還可以做更多來改善糧食條件，但是基本途徑沒有錯。（第5頁）

 

隆伯格的公開對話上令人印象深刻，緊接著又出了一本書（隆伯格2001年1）， 書中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和其他專家們，針對他們列出全球十項最大的挑戰：氣候變化、傳染病、饑餓、水的使用等等，討論如何優先以公眾的努力為因應。這恰是 每當社會面臨嚴重的集體問題時必有的反應，也就是要考察及解決每個問題成功措施的成本和收益，並根據已知辦法的成本來比較每個問題相對的迫切性，而建立一 個輕重緩急的順序。

如果地球沒有因收入和財富而呻吟，或許第一世界的心靈生病了。我們很容易收集資料支援這樣的判斷：色情作品泛濫、高離婚率、暴力和類似的問題。但也有相反的證據。美國的暴力犯罪實際上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裡下降了——從1980年每10萬人當中有5950起案件到1999年的4267起案件（美國2001年人口統計局，表291）。二十世紀末，據報告68-70%的美國人本身有宗教信仰（1980年以來就沒變），而44%（1980年增加了四個百分點）在前一周某時去過教會（美國2001年人口統計局，表66）。

2000年，89%的美國家庭有慈善捐獻，平均每個家庭給出1620美元（即占收入的3.1%，去教會的人比不去教會的人的多出兩倍以上）。同年，42%的美國成年人口既捐錢又當義工；在義工當中平均每個月奉獻二十四小時在正式組織裡工作（獨立部門2001年）。美國高中學生受到鼓勵，義工大幅增加，他們到1996年有上升到67%，為五十年來的最高點（獨立部門2002年）。

我們注意到，沒有一項研究表明美國經濟增長與任何下降的社會趨勢有所關聯。經濟增長本身既不好也不壞，同樣的觀察常常在醫學和其他技術領域做過，醫學發現可用來減少痛苦和延長壽命及其品質。工程技能可用於建造子彈火車，

也 可用於製造監視器偵測不到的恐怖炸彈。教育也是一樣：它可以培養學生服務社會，也可以啟發他們崇拜有思想的人。同樣經濟增長也增加好的和壞的機會，大多數 經濟學家贊成經濟增長，因為總體看來，經濟增長使消費者和工人選擇不同商品和生活方式的機會增加了，拉斯維加斯的斯沃特家就是一個例子。他們能夠過簡單的 生活，專門靠有機農業為生，因為現在比以前有更多的人買得起高價的有機水果和蔬菜。

經 濟增長使我們、維克多和羅賓都有可能成為教授，而其他人為我們修理屋頂、製造電腦、發佈國際新聞，對我們久病不起的親屬提供優質的照顧。我們對增加的機會 所做的回應總是一種精神上的挑戰。借助電腦，我們能用節省下來的時間從事賭博遊戲，或探望在老人護理院的奶奶。我們可以沉迷於國際新聞和國內政治爭論，而 忘了做個好鄰居。我們可能受到一種欲望的誘惑，炫耀昂貴的運動汽車，或者在與人談話時展示我們高等的學位。更可能教導學生有關經濟學與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 係，且在藍領佔多數的教區參加敬拜活動。

基 督教教會及其會友有一個挑戰：了解現代文化、科學進展和政治經濟問題，並幫助人因應新的機會和隨之而來的試探。我們認為基督徒不要那麼急切的譴責整個趨 勢，無需把他們描繪成必然的物質主義、世俗、和完全的罪惡。好好地了解市場複雜的運作很有幫助，但是永遠不要導致道德的遏制。正如這本書所展現的，讀者將 遇到不斷的挑戰，要以信仰的反映、小心的選擇和愛的行動來與市場打交道。

抱怨市場引起物質主義、顛覆精神價值和瓦解社群關係的批評有一段很長的歷史。有名的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家林布龍（Chareles E. Lindblom，2002年）曾經就那些批評寫了一個精彩的總結，也總結了用市場經濟的事實檢驗這些批評。他重視最近追蹤市場對個性和文化的可能影響的探究。研究發現：「社會將富有挑戰性工作、友誼、和孩子與家庭的樂趣等期許的排列順序，比諸追求更富有和更多的市場產品位置更前面」（第199頁）。儘管擔心市場會瓦解社會並，把人際關係變為利用他人牟利的機會，但是研究顯示，「市場體系的參與者相互作用的廣度和歡愉，比他們的祖先在前市場社會更多。」（第201頁）一項最近對一萬五千美國人的研究報告（大急流報2006年2）說，不太擁擠的郊區居民花越來越多的時間與鄰居交往。這種發現到處存在，人與人的交往會跨越不同種族、教育程度和收入。他們與城市雜居者的頻繁批評背道而馳，也就是說，這衍生出一種社會上不太專求「富」的美國文化。顯然，提高收入的結果之一（搬到郊區）實際上就是很好地使人們聯繫在一起！

林德布隆進一步寫道：

「當整個社會比較富裕以後，就像西歐和北美這樣，他們傾向在當中發展那種長期以來，西方思想讚譽的人格品德：較高水準的道德理性、自立、責任感和控制認識複雜性的能力。……有些研究甚至提出更強的主張：不僅是財富，而且是市場參與本身，就會產生這些和其他類似的品格。市場的參與者，透過進行永無休止的選擇機會，會把他們看成得以自我控制和控制他們生活的人。他們把自己的決策，看成既是對不久的將來，也是對生活抱負的改變。」（p.209）

 

這些結果證實了我們自己對市場的觀察和理解。市場比其他制度能提供給我們更豐富、更多機會和更多自由，而市場的有效運作，必須依賴某些美德的廣泛實踐，如誠信和為了夢想而努力工作的意願。市場本身並不產生美德也不產生腐敗。身為基督徒經濟學家，我們相信只有上帝才是美德、意義和幸福的源泉，而不是市場。因此，我們對美好社會的展望是，有信仰的組織和社區發揮作用下的民主和市場交換的社會。（見第11章，關於社會與道德資本）。

籍由帶來更多收入，經濟增長為施予以及消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上一章提出的基督徒經濟生活的原則之一是，社會應到找到為窮人提供幫助的方式。除了工作機會，許多人還需要更有條件的受教育和健康關懷，以使他們生活得更有意義和更有成就。我們自始至終堅信，基督徒必須永不逃避聖經的呼召和上帝的命令，把時間和金錢用於支援有需要的人。

很多人奇怪，最近一項經濟研究提供了廣泛而可信的證據說明，信仰保守派（他們通常生活在傳統家庭裏，並反對由政府透過稅收和特別的方案，在所得的重分配上，來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他們比世俗的自由派（其等傾向支持政府在所得再分配上，發揮強有力的作用）更慷慨地給予。而此宗教保守派的施予，比一般宗教和和世俗的慈善捐贈都多。（大激流報2006年1）

一個人在什麼情況才會相信對有需要的人有責任，並享受各方面的物質進步？這是史奈德（John R. Schneider）的一本精彩的書「富裕的美善」（2002年）的論題。根據他對聖經的研究，我們相信基督徒可以確認上帝的恩惠，就是享受到由高生產力和高所得而帶來他們新的各種可能性。對於一個美國基督徒家庭來說，有較高的收入才能去夏威夷度假，這在理想的1950年代只有富人才做得到。對於一個墨西哥家庭來說，較高的收入可使他們送孩子去上大學，這對1960年代是窮苦人家天方夜譚。對於一個有錢的伊索比亞製造商（一個受委託的天主教醫生的合夥人）來說，很有可能創建一個小型的美國研究公司，致力於生產一種愛滋病疫苗，讓三千萬感染HIV的非洲人中，大多數人都能擔負得起（實際上作者之一的一個家人就感染了這種病）。對於所有的人來說，更高的收入可能意味著偶爾有能力去慶祝新工作、婚禮、畢業或節日的特殊盛宴。更好的度假、教育、疫苗和盛宴只有在各地的人運用上帝給予的才能去生產更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時才成為可能賺到比父祖輩更高的收入。

教會應當幫助人們了解上帝要我們心存感激、好好享受和與人分享的三方面。如果我們不享受（當然也分享）更高的收入和新機會，我們就誤解了上帝從這三方面，包括物質，祝福祂的子民的心意。

 

市場與天佑

本章裡我們用了一個旅行主題來說明市場的某些方面。市場引導資源到最佳使用上。（這些資源在任何一個時點上都是有限的，因而相對於我們的需要是不足的）這樣，隨著需要和生產技術的變化，市場引導工人和物質資料轉移到新的地方和新的使用上。引發創新的能力和對變化的反應，是已內植於諸多市場的本質之上。這樣的變化既涉及一般的進步，也涉及某些令人不愉快的負面效果，如那些工作被轉移到某個其它城市或國家的人的失業現象。（見第8章關於全球化）。

我們認為變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市場一般的作用是引發變化。這些變化最終有利於絕大多數消費者、工人和他們的社區。我們提出，大多數用法律阻擋經濟變化的努力都是誤導。他們干涉個人和團體按照自己的選擇評價和行動的基本自由，他們關閉新的發展空間。

市場體系，像其他社會和生物體系一樣，無需靠一個中央計劃去指揮運作。在 卡崔娜颶風摧毀了家園和企業之後，沒有人必須告訴威斯康辛州的人把建築材料送到新奧爾良。建築材料需求的增加為供給需要的人提供了一種刺激。當然，對於沒 有保險的佛羅里達人，或對於聯邦重建，全國的慈善機構和教會就要伸出援手。但是大量的重建會發生，因為市場的相互作會用以它的方式使其發生。

市場誘發新思想、創造新工作、解決消費問題並增加收入，這些（部分地）有可能投入去幫助人。市場內在的自由、創造性和協調集體行動的能力有可能體現民主並受到強大道德和文化機構的支持，看起來是多麼神奇。十八世紀的「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首度把市場經濟描繪成引導資源用於造福世人的神奇機制。他著名的「看不見的手」（在市場上透過競爭產生作用），是賴於一種強大的道德氛圍和法律規範的成功地發生作用為前題。

市場經濟不是個人或文化的產物。市場不是某種社會的僕人，或少數強權者的武器。市場在回應個人選擇上是動態、全然開放模式、而且無法抵抗的民主力量。高價格會有召喚資源之力道，並使得價格下降。有潛在能力適應改變召喚，並承擔責任的工作，一般會取代那些靜態和受限僵化的工作。

就像柯雷和盧恩（2003年2） 所指出的，我們相信市場，是上帝提供工作來維持和祝福人類的一種方式。生物世界和極美的動態學喚起一種奇蹟感，他們激發詩歌和韻律作家們的靈感。我們驚異 物種有適應新條件，以保存後代不被滅絕的能力。即使如此，當人口稠密的地區受到自然災害摧毀時，我們不懷疑上帝的保守仍然藉著大自然在各地彰顯，我們呼喚 未知的祝福，正如先知以賽亞宣稱：「耶和華的臂膀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賽59：1）。同樣，儘管人類也可能利用市場作惡，但我們並不懷疑，在上帝護佑關懷下，市場協調千百種自由決策，最終會庇護很多人。

 

深讀作品：

沙克斯（Jonathan Sacks ：《道德與市場Moral & Markets》（1999年） 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在這本書中，猶太拉比兼教授的賽克斯提出自由市場是否道德的問題。根據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的見解，本書的作者承認道德在維持自由 市場上的作用及其局限性——當市場力量侵入人類生活時的局限性。在他的作品裡，還有對宗教影響市場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人提出三個重要的註解。

史塔福（John E. Stapleford）：《牛市、熊市和金牛犢：在經濟學中運用基督教倫理》（2002年。）Downers Grove, I11:Inter Varsity Press。這本書提供了關懷窮人的聖經教學的調查，也探討了各種減輕貧困方式的具體建議，包括政府和以信仰為基礎的組織之間的可能合作。儘管不是盡善盡美，但是作者的建議會引起良好的討論和進一步的思考。

 

[1] 這個例子受到羅伯特一家的啟發。（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