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教會歷史上的禧年體現

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標誌著教會對物質財富和實踐禧年有了劇烈的轉變。過去信徒遭受逼迫並且在經濟上是匱乏的，但從基督教被定位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後，教會的力量壯大起來。畢竟，不能讓人們看見當時世上最強國家的最高掌權者在一個貧民區租借的平民房裡敬拜。於是在國王的贊助下，教會得到大量的土地和充沛的財政支持來建築精美的教堂。神職人員很享受這種豐富豪華的生活方式，這才適合世界上最強國王僕人的身分。坐擁大量財富，任何有關禧年的提醒都會讓教會感到尷尬。即使是「基督的貧窮」（講到當時耶穌和門徒們是貧窮的）那篇教導，都被定位為異端邪說。很有意思的是，今天很多成功神學的擁護者也以此為例。他們當中有些人，沒有任何依據，堅持認為約瑟曾經是個成功的木匠生意人，耶穌則和他的父親一樣，也是個富有的木匠。事實上，約瑟和馬利亞到聖殿裡奉獻耶穌時所帶的祭物（參考路加福音2：24），按照律法是給以色列人中較貧窮人的要求（參考利未記12：8）。著名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故事最好地解釋了其中的窘迫。教皇帶領阿奎那參觀了金碧輝煌的羅馬大教堂後說，教會再也不是像彼得說的「金和銀我都沒有」那樣了。阿奎那對此的回應是：「教會也沒有能力說『奉拿撒勒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了。」

到第四世紀末，情況已經無可挽回了。自五旬節誕生以來，教會已經歷了很大的轉變。人數增多了，地理疆界擴大了，社會地位被正式確立，權力也增長了。但是代價是什麼？教會還有那種激進而獨特的經濟平等的主張嗎？

這個問題接下來在教會的歷史中對許多人就構成了很大的困擾。每當罪和自滿充斥大部分人的生命時，總是在曠野會有一兩個聲音呼喊，呼召教會回到起初的愛和聖潔。在本章中，我們將集中關注一些在教會歷史上出現挑戰教會見證禧年的運動和個人。幾個世紀以來，神為祂自己存留了許多見證人。這些激進的團體嘗試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表現禧年，有些是苦行者，有些是與世隔絕的。但每個群體都尋求在一個經濟共享、社會聖潔的社群，過一個簡樸的生活。在《丟失的遺產》（Lost Heritage）這本書中對這些群體會有更加詳細的描述。

修道運動

儘管在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前禁欲主義就存在（聖安東尼，約西元251-356年，通常被認為是此運動的先祖），但是團體隱修是由帕科繆（Pachomius）於西元320年在埃及發起的。帕科繆的方法不像同時期那些與世隔絕的人那樣極端，那些人遵守嚴格的自我禁慾方式。那些進入帕科繆團體的人，將自己的財富投入到公用基金裡。這些僧侶們過著既簡單又平衡的生活，沒有奢侈的享受，也沒有極度的困窘。他們有按時用餐、靈修和做工的時間。透過編織籃筐，種植商品蔬菜，達到團體能自給自足的狀態。除了養活自己，賺來的錢還用來供給那些窮人和其他有需要的人。

帕科繆建立一套集體隱退的生活模式，被後來許多教會用來作為他們教會規定的基礎。在往後教會的歷史中，這些規則在強調現有教會的冷漠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到了十二世紀前期，這種先知性角色就開始消退了。在過去的年日中，這些規則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土地和財產。因此，僧侶們也花越來越多的時間照管他們的地業。

方濟會

也就是這個時期，一名叫法蘭西斯（Francesco di Pietro）的義大利人登上了歷史的舞臺。正當僧侶主義逐漸失去了其影響力之際；同樣，方濟會的規則，是僧侶的傳統能力挑戰教會流行的世俗病症的最好範例。但很有諷刺意味的是，法蘭西斯的目的根本是創立宗教秩序。他的心願只是激進地活出他對基督徒兄弟情誼的理解，也挑戰其他人做同樣的事。法蘭西斯的信仰如此吸引人，很快他的兄弟會發展壯大，有必要採取一些規則來保護團體的合一和純潔。

法蘭西斯處理財富和財產的方法是不妥協。其他的團體擁有一些財產，並且他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收入，但是法蘭西斯的態度堅定，他的兄弟會要走一條不同的道路。他的弟兄們應該是自由的，不被物質需求困擾：

弟兄們不應將任何事物歸為己有，不論是房子、土地或其他任何事物。相反，作為在這世上寄居的朝聖者，謙卑地、貧窮地服事主，讓他們憑著完全的信心去乞討。他們也不應感到羞愧，因為主耶穌在世時也是貧窮的。那就是最高級貧窮的頂峰，已經堅固了你們，我親愛的弟兄們，作為天國的後嗣、君王；它使你缺乏這世上的物質，但卻在美德上提升了你。願這成為你的產業，帶你到永生之地。我親愛的弟兄們，願你完全委身於此，為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緣故，不要再希望擁有任何天底下的事物。

不論弟兄們在那裡聚集，或與其他弟兄相聚，讓他們彼此見證他們是一家人。讓每個人自信地告訴他人自己的需求，因為，如果一個肉身的母親對自己所生養的孩子都會關心照顧，那麼被同一位聖靈所生的弟兄豈不更應該真的照顧他人嗎？如果他們當中有弟兄病了，其他人應悉心照顧他，就像自己需要怎樣被人照顧一樣（Rule 6, from The Rule of the Friars Minor,1223）

法蘭西斯明白財富對一個人靈魂的腐蝕性，他希望他的弟兄們脫離財富的勢力。在他最初的1210-1221規則中，法蘭西斯警告說：「仇敵想要蒙蔽那些渴望金錢勝過石頭的人的眼睛。一定要小心，我們已經拋下一切，不要為這一點小事而失掉了天國。」[1] 財物本身不是壞事，但我們要謹防無意中依戀財物。所以起初時只有極少的事物是好的，這樣可以避免產生對財物的依戀；但是當別人有更大的需求出現時，那擁有一點的人也要願意放棄自己的那點財物：

法蘭西斯認為，如果一位弟兄不將自己所有的與比他更窮的人分享，那就相當於從他／她那裡偷竊—這對修道士來說是一道嚴厲的命令，因為他們除了自己的長袍和所乞討來的食物，沒有什麼可給別人的。也有一些奇聞異事是關於長袍的—弟兄們沮喪地發現，天氣冷的時候，法蘭西斯身上的暖和衣物總是穿不住。（Adrian House, Francis of Assisi）

但是法蘭西斯貧窮的做法並不主要是基於那些負面的—人貪婪的罪性，喪失靈魂的恐懼；更多地是關注積極的—簡樸的榮美，依靠神的喜樂。因為法蘭西斯的心思意念沒有受物質憂慮的羈絆，他全然地自由享受神的創造。就如在他以前的凱爾特聖徒一樣，法蘭西斯與神的創造物有一種罕見的融合力。神創造的萬物都是他的弟兄姊妹，他這樣稱呼他們—比如說，稱太陽，為「太陽弟兄」；水，為「水姊妹」。[2] 也許我們認為法蘭西斯的語言古怪可笑，或者更糟，令人想起泛神論者。但實際上他的語言有堅實的神學理論基礎—我們管理神的創造物，這是創造的秩序。它也與禧年價值觀有著完美的一致性。

我們千萬不要錯誤地認為法蘭西斯就是一個溫和的自然愛好者而已。他是個很危險的人物。他的生活和他所傳講的道深深地挑戰了當時社會流行文化，也包括教會。他的道對我們當今的文化也是極大的挑戰。我們當今的世代是一個利益驅使的工業和經濟時代，債務奴隸、密集農業、物質主義但又與世界分離的世代。反省聖法蘭西斯的信息會對我們有所幫助。

令人遺憾的是，方濟會規則與此前一切宗教規則一樣，在創始人去世後的歲月裡，漸漸失去了起初的熱情和影響力。內部矛盾和來自教皇的壓力，方濟會最終成為財產擁有者。這是一個顯著的發展，特別是他揭露了教皇腐敗的方式令人吃驚：

總體上方濟會認為貧窮是一種典範，是主耶穌和門徒們的生活方式。從此引申出教會的階級制度應該避免與世界交纏在一起。如果延伸到教皇權，就不得不懷疑教皇作為基督教掌權者的位置。另外，教會的大量財富全部要放在監審之下。（Jonathan Hill,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瓦勒度派（The Waldensians）

一個與法蘭西斯同時代，同樣激進的人，名叫彼得．瓦爾多（Peter Waldo），是法國里昂的一位商人（約1140-1218年）。與法蘭西斯和早期的方濟會相比，我們對瓦爾多和早期的瓦勒度派所知的不多。但我們從有限的資料中，可以發現他們二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像法蘭西斯一樣，信主後，瓦爾多由富貴特權的生活變成過著貧窮簡單的生活；像法蘭西斯一樣，他受到教皇和羅馬天主教會高級職員的恐嚇，試圖尋求一種以耶穌為榜樣的另一種生活方式；像方濟會一樣，瓦勒度派也是居無定所：

他們沒有固定的住處。他們兩個兩個地出去，光著腳，穿著羊毛的衣服，一無所有。凡物公用，就像使徒一樣，赤著身軀，跟隨一個赤身的耶穌。（Walter Map, De Nugis Curialium）

這種生活方式令羅馬教廷感到羞辱和憤怒，使他們揮霍浪費的行為暴露無遺。更重要的是，瓦爾多的目標是要將福音書由拉丁文翻譯成法語，可以使民眾都得享神的話語。完成這項工作後，瓦爾多和他的跟隨者就能使民眾自己明白和接受福音。他們也能證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比教皇和他的同僚們更像使徒。

里昂的大主教下令，命令他們不許講道。但他們不顧反對繼續講道。最終，因著不承認教會的權柄而被逐出教會。接下來的逼迫—許多人在宗教裁判所的受審期間被捆綁在木頭上燒死—但教廷這一舉動卻沒有達到消滅和阻止他們人數增長的目的。這項運動傳到其他歐洲國家，也導致成千上萬的人被殺或入獄。

儘管人們對瓦勒度派信仰的正統性有所質疑，但是他們對真理和簡樸的熱情是有先知性能力的，揭露了當時教會中的自滿和假冒為善，也深深地影響了那些渴望真實的信仰，而不是每天履行一些制度性的宗教儀式。

重浸派（Anabaptists）

重浸派是一個類屬詞語，代表十六世紀在歐洲出現的許多團體（最初是在瑞士和德國），他們的異象是更新教會。儘管在很多方面他們各有差異，但這些團體都是一致反對嬰兒受洗，認為人長大承認自己信仰後才可受洗。就是這種信仰使得別人將他們歸類為重浸派—即「再洗者」的意思—此為誤用的詞語。事實上，洗禮並不是重浸派主要關心的內容。最讓他們擔憂的是，教會已經遠遠地偏離她起初的道路了。教會不再是一個肢體，而成了一個階級複雜的機構組織。還有，教會妥協了自己的正直，積聚了大量的財富，依賴政府。重浸派渴望恢復教會回到起初的聖潔、簡樸和熱誠。

在受到羅馬天主教和新教逼迫的同時，重浸派也受到宗教改革的領袖們，如路德（Luther）和慈運理（Zwingli）的譴責。改革者們不喜歡重浸派的原因之一是，後者他們認同因信稱義的原則，但是卻強調義的行為的重要性。重浸派堅持友愛和互助的生活方式。他們委身於經濟公平和財富的重新分配，並認為這是他們的特徵之一：

「這些可憐的人們（指路德宗），自誇有了神的話語，是真正的基督徒教會，卻從來不記得他們已經完全喪失了真正基督教的記號，這不是令人難過和無法容忍的假冒為善嗎？因為儘管他們當中許多人應有盡有，穿著絲綢和天鵝絨的衣服，戴著金銀首飾，盡顯榮華富貴；他們以各種昂貴的傢俱來裝飾自己的房子，金庫存滿了錢，住得奢侈豪華；但是他們有許多貧窮的、受傷的會眾（儘管是與他們領受同一洗禮，同一個餅和杯的同伴信徒）卻到他們的門口尋求救濟；並且那些貧窮的、飢餓的、受苦的、年老的、瞎眼的、瘸腿的和有病的人都到他們門口乞討食物」（Reply to False Accusations, Menno Simos, 1552）

重浸派被廣泛地認為是具有顛覆性和反叛性的。他們的核心信仰之一是教會應該與政府分離，被認為是動搖了社會的重要根基。政府必須鎮壓他們。大約有2500人被處死—這是改教時期當時所有因各種信仰緣故而被處死基督徒人數的半數—而大多數那些活著的人，居無定所地生活，以到處活動來逃避有被逮捕的危險。

胡特派（The Hutterites）

一些重浸派的人在摩拉維亞（Moravia）找到了避難所，他們安定下來，不必擔心逼迫。從早期的教會中得到靈感，在1529年依據經濟共享的原則，他們組成了一個新的社群叫兄弟會（Bruderhof）。

雅各布．魏德曼（Jacob Wiedemann）是Bruderhof的最初創始人之一，但是他專制獨裁，若不是雅各布．胡特爾（Jacob Hutter 1500-1536）的努力，此運動可能就無法進行下去了。為了肯定他的領導，重浸派人選擇以他的名字來命名，儘管他不是他們的創始人。

在諸如Peter Walpot（1518-1578）和Peter Riedemann（1506-1566）的強有力的領導下，胡特派成立了約一百個兄弟會Bruderhof，共有三萬至七萬名成員。每個社群都自給自足，實行凡物公用。男人和女人按照自己的能力被分派工作。兄弟會Bruderhof設立自己的幼兒園和學校來照顧孩童。據說胡特派人百分百都有讀寫能力，這在當時當地是個很大的成就。

胡特派的生活方式，活生生地見證了聖經原則：大家把資源聚到一處，按需分配，大家受益。這不應該是令富人感到害怕的一件事，好像只有窮人從中受益了。[3] 多虧了他們將財富、物品和技能共享的方法，胡特派的弟兄們才能在經濟和教育方面繁榮起來。這是一個存留到今天的成功模式：

今天大約有四百個胡特派兄弟會Bruderhof的居住區分布在加拿大、美國，一小部分在南美洲和歐洲。當一個胡特派社群達到飽和狀態（約一百至一百五十名成員）時，他們就會尋找一片新的土地，建築一套新的設施（房屋、農場、學校等），購買新的農用器具和新設備。然後團體就會分為兩組—一組留在原來的地方，另一組搬到新的家園。鄰近的社群就在勞動力和資源上支持新的社群，這種方式提高了新社群的成功率。

每個社群有共同的工作和共同目標，並且大部分社群都有一個範圍廣闊的經濟基礎，機械農業生產合作社，因為胡特派人保留許多最初的習俗—包括服裝、家庭結構、簡樸的生活和德語—許多人認為胡特派人與他們同時代的鄰居格格不入。但是他們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在80年代，加拿大平原上的一些鄰舍起了訴訟，不許他們獲得更多的土地，聲稱胡特派人的現代化農業基礎和共產經濟已經形成了「不平等競爭」。（Geoph Kozeny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Lifestyles Based on Ideals, 1999 Communities Directory, Fellowship forInternational Community）

這些激進團體受到逼迫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對當時的教會是個直接挑戰。總體而言，那些試圖過禧年生活方式的人就是如此特異。長久的逼迫和隔絕就使他們顯得離群索居。不管他們的怪異舉止如何，胡特派人的社群的特點就是社會聖潔、弟兄和睦和經濟共享。對許多胡特派人來說，他們對禧年平安（Shalom）的理解包括和平主義：他們當中許多人服從耶穌關於「愛你的仇敵」的教導。

[1] 規條8，出自The Rule of the Friars Minor, 1210-1221。

[2] 「太陽的頌歌」是聖法蘭西斯最有名的創造頌之中的文章。

[3] 這個，當然是當今世界上最富足的國家的一個恐懼。如果他們豁免了較窮國家的債務，本國不就會每況愈下了嗎？但主要經濟學家說事實恰好相反。促進他人的幸福，不論是個人或國家，都會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想瞭解更多的信息和參考The End of poverty: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In Our Life Time by Jeffrey Sachs）。聖經中關於這一點的教導，證實了經濟學家的說法。囤積財富並不會使人囤積受益，成了一種債務（參考出埃及記16：20；雅各書5：2-3）。另一方面，財富也不會因為他們與人分享而喪失殆盡（參考瑪拉基書3：10-12；路加福音6：38）。儘管那個小男孩的五餅二魚與五千人分享，他自己也還有足夠的食物（參考約翰福音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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