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禧年的現代體現/陳錦仕
第九章 禧年的現代體現
明顯地,我們的經濟情況不同於摩西頒布禧年律法的時代,大多數人都不是自己擁有一塊耕地的農民。但就如我們所看到的,五旬節之後的幾個世紀,許多團體都竭盡全力要忠實於禧年精神,也為自己的忠心付上了代價。然而,在不同階段,每個團體根據自身所處的環境不同,強調禧年原則的側重點也不盡相同。有的團體想全盤實現耶路撒冷教會的禧年方式,其他的則盡自己所能,但所有團體都表現出禧年的慷慨和社會聖潔。
接下來要看看,我們該如何根據自己所處的不同經濟環境,以各種方式來表現禧年的意義。
集體生活
1979年,英國薩里大學(Surrey University)的一群學生開始了集體生活。我是其中一名。高峰時期,我們四十幾個人集體生活在十二棟房子裡,其中大部分房子是我們所有的。根據對禧年單獨所有制的理解,我們彼此幫助,讓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們資助彼此一部分的錢作為頭期款,其餘的就分期付款。針對這些財產,我們沒有信託或一個集中控股實體,因為看到了集體所有制如何影響了修道運動。我們所有的房子都是個人所擁有。
這個社群持續了八年。對我們來說,社群本身沒有結束。我們把它看成一個門徒培訓的環境,在這裡神可以對付我們對物質的依賴。我們與擴展的家人和朋友分享我們的物質財富(僅有的那一點),釋放了充足的經濟資源去幫助別人。對我們來說,那也是一段強化聖經學習的時間,每個人積累的參考書匯成了一個圖書館。我們借用特土良(Tertullian)的話形容自己說:「我們除了妻子和書之外,凡物公用(基督徒常常只借不還)。」
這段期間,我們沒有成立自己的教會,而是各自在不同的教會。隨著時間的發展,有的人擔任了教會的領袖,於是需要足夠的時間委身於教會服事、工作、年輕的家庭等等,最終使我們的集體「解散」了。解散之後,有一部分人仍舊像大家庭一樣生活在一起。我們也接納單身人士同住,不用付房租(畢竟也是家人),這樣他們可以省一筆錢結婚並且付房子的頭期款(各個國家房價情況不同)。
還有一個例子,是1970年在英國開始的布格布洛克社群(Bugbrooke Community),現在叫耶穌軍隊(Jesus Army)。她是我所知道最有活力和激進的社群之一。他們實行財產集體所有制,擁有幾百英畝的土地種植有機農作物。除了農業之外,還經營其他生意如食物批發、房屋建築和維修。這個社群在邊緣人士和弱勢群體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將這些人接到社群裡居住,在農場或其他的物業上做工。幫助他們從精神疾病、犯罪活動和藥品濫用中修復創傷。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他們之中,過去、現在都沒有一個窮人。」
神不是呼召我們所有人都要生活在這樣的社群裡,不論是在城市(像我們一樣),或是在鄉村(與布格布洛克一樣)。但清楚的一點是,在這樣整體的環境中,有延伸的家庭、實實在在的愛、窮人得到照顧、沒有對物質的依賴性。這裡有平安(shalom)—完全。
財富分配
在一個風險資本世界,分享股權是激勵員工的一種重要方式。科技和生物科技的繁榮創造了大量財富,一部分財富就通過股權的形式分配給雇員。
在我所參與的所有商業中,我已經找到一種財富分配方法。這種分配方式已經被應用在很多方面,比如支付房屋抵押貸款和宣教士的養老保障金。有一次我請我在亞洲一家公司的經理為我們的職員制定一套股權方案,他們以為我指的是高級管理層。但我認為公司的清潔雇員也應包括在內,他們就猶豫了。在亞洲這樣有階級制度的社會裡,清潔工通常被認為是不重要而不必得到回報。感謝我另外兩位股東夥伴的同意,所有人都加入了這個方案。大部分員工以前都不曾持有過上市公司的股票,所以我們必須教導他們作為股東的責任是什麼和股票交易方法。我記得有個護士,賣了她的股票來資助在美國上學的兒子,這在以前是辦不到的。
今天的商業世界裡,僅有薪水是不夠的。真正的驅動力來自於參與感,而股權是一種允許員工參與在企業成就裡的重要方式,也是實行財富分配的好方法。所以在此,我要對那些擁有公司的讀者說,為什麼不宣告一個禧年,並分配你的財富呢?
豁免債務
我們各人也可以操練豁免債務。要記住,取消一項債務,就是獲得了一個禮物。登山寶訓教導我們要奉獻給人,而不是借貸給人。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債務豁免是禧年2000運動。這項運動呼召那些富裕國家,豁免那些負債最多最貧窮國家的債務。結果26個國家高達60億美元的債務被豁免了。
弗里曼特爾(Fremantle)禧年,澳大利亞
柏斯(Perth)弗里曼特爾(Fremantle)的一些教會,感到神呼召他們要向弗里曼特爾的人民宣告一個禧年。他們募集到澳幣80,000元,並說服了公共設施公司消除那些已被切斷水、電、燃氣等用戶的債務。在2003年復活節那天,公共設施公司寫信給這些欠債用戶說,因著弗里曼特爾教會的慷慨,他們的債務已經被豁免了,恢復了水、電、燃氣的供應。
因為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以教會不能直接與那些公共設施的用戶取得聯繫,於是在公共設施公司給用戶的信中夾了一封來自教會的信件,解釋為什麼要宣告禧年,並且留了聯繫電話。國家電視臺報導了這個新聞,並採訪了市長和教會領袖。在禧年週,人們也表現了其他慷慨的行為。同時,在那一整週中,當地的收音機都在播放那些水、電、燃氣得以恢復的家庭和他們被豁免債務的數目。那個電臺成了那週最受歡迎的電臺。
這是一個多麼富有想像力的禧年表現啊!這就是教會,是我們應該委身的教會,是目的明確的教會。從中可以聞到神對窮人的公義和同情的馨香之氣。
倉庫
在集體生活期間,我們將一塊花園搭上棚子作為倉庫。我們都是大批地購買物品,以節約成本。倉庫裡的食物除了供給我們自己飲食外,也供應那些貧窮的學生所需。
每個教會都應該有一間倉庫,存儲食物、衣服和日常用品,可供那些有需要的人來取用。其實,我們從最早發展出來的第二或第三世紀的「家庭教會」來看,像一個十字架型的簡單建築,主堂的一側是浸禮池,另一側就是倉庫。浸禮池單獨一間是因為那時信徒是赤身受洗。倉庫是用來儲存會眾拿來的物品,由長老分發給有需要的人。這表示當時教會優先考慮窮人的需求。但遺憾的是,今天我們很少有教會這樣設計了。
天主教工人運動
天主教工人運動,由多蘿西‧戴伊(Dorothy Day)和彼得‧莫林(Peter Maurin)於1933年在紐約創建。據《天主教工人報》報導,源自多蘿西‧戴伊和彼得‧莫林對教會的困惑,進而推廣天主教的社會教導和行為異象。當時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許多人失業,過著極其貧窮的生活。教會沒有在這些問題上實施有意義的舉措或立場,使得民眾開始擁抱共產主義思想,相信共產主義是帶他們遠離絕境的惟一道路。多蘿西自己多年都沒有加入教會,是因為她看到教會在面臨受苦的民眾時,那不冷不熱的態度和處理方法。她所尋找的不是慈善,而是在對待窮人時要有那種「強烈的尊嚴感和價值感與應得的公義」。
報社主要關注那些「貧窮、無依無靠、被剝削」的人們需求,也不畏懼處理富有挑戰性的話題。彼得主要關注的事物之一是無家可歸的問題,並且受到第5世紀教會「溫暖之家」的啟發。「溫暖之家」主要關注窮人、病患、孤兒、老人和外地人等等。於是彼得將這想法在報紙上分享,他的文章和詩詞成為許多人心中的旋律,既有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也有想幫助別人的人。隨著冬天的臨近,距離《天主教工人報》第一期的出版僅六個月,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就來敲多蘿西的家門了。同時,人們捐贈的錢、食品和衣物也都蜂擁而至,許多志願者也前來提供服務。於是報社就有組織地變成一項運動、一個社群,由像多蘿西和彼得這樣的個人,委身於活出登山寶訓價值觀的社群,多蘿西的家成了第一個「溫暖之家」,後來溫暖之家遍佈美國,為那些貧窮和受欺壓的人提供無條件的愛、接納、食物和住所。
尋求社會和經濟的公平,是天主教工人運動的核心。但是「工人」並非受到當時任何政治理論,而是從福音書中受到啟發。儘管多蘿西覺得,大部分的牧師都是「生意人的樣子」,廣泛地表現出「對窮人缺乏責任感」。但是,多蘿西滿心相信「我們的救恩依賴於窮人」,因為「基督與他們一樣」。她從不懼怕地挑戰那些帶著可憐或高傲態度來到窮人面前之人的假想和偏見。「工人」的標準是為到訪的窮人擺上最好的咖啡和麵包。其他一些慷慨行為是他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儘管因著慷慨經常被人批評,但多蘿西的原理很簡單:
「我激進的同伴就是那些在前線奮鬥,為爭取一個更好的社會秩序,使社會上不再有這麼多的窮人……我們相信,不論種族、膚色與宗教信仰,我們都要愛我們的弟兄。我們相信,透過立刻為他們爭取一個好的條件來表現這種愛。並且,他們的生產資源最終為工人們所擁有。我們相信,一個以人類需求為基礎,而非以利益為動機的經濟體系。」(Robert Ellsberg, E.D., Dorothy Day: Selected Writings)
天主教工人們不僅滿足那些弱勢群體的需求,也將自身的需求帶到社會上,參加抗議遊行和勞工糾察隊。參與政治和憐憫的行為一樣,都是運動的一部分。譴責一些公司給員工提供惡劣的工作環境並微薄的工資,他們督促政府用聯合抵制的力量,以期帶來改變。
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來自馬其頓的德蕾莎修女,在她二十歲的時候第一次到加爾各答,並在修會的學校任教。1948年,德蕾莎修女得到許可離開修會,並搬到加爾各答最貧窮的一個地區,開辦了她自己的「露天學校」,教導那些住在貧民窟的孩子們。
1950年,她得到許可成立了博濟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她們的自我描述,是要把愛和關懷給予那些沒有得到愛和關懷的人。德蕾莎修女也被譽為「貧民聖徒」(Saint of the Gutters),因為,她堅持不懈地照願關愛加爾各答最貧窮的人,特別是那些垂死的、受虐的、患病的、被忽略的和被壓迫的人們。修會固定的活動之一,就是為這些窮人提供食物。
1952年,她成立了「靜心之家」(Nirmal Hriday Home),以照願那些垂死的人。她在一個以印度教為主的國家內,著重強調人類生命的尊嚴,讓一個活在人生遲暮的人得到應有的關照。
德蕾莎修女的修會已經遍佈全世界,為人道主義危機,如遭遇洪水和饑荒的不幸者,提供安撫和關懷工作。沒有人因為太窮或受了太多苦就被忽略—不論他是酒鬼、愛滋病帶原者或患者等。1979年她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這只是眾多榮譽之一。德蕾莎修女更無數次被認定為道德的模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博濟會取得的所有的動力,都始於一個照顧別人的女子。就如德蕾莎修女所說:「不要等待領袖,自己去做,個人對個人。」
熱情好客
對外地人的熱情款待是很重要的—我曾經是一個旅居英國的外國人。我知道身為一個外國人的感受如何,也知道聖經中教導歡迎寄居的就像悅耳的音樂。不幸的是,我們的教會並不是一個熱情好客的地方。
「友誠國際」(Friends International)是一個很棒的關愛留學生的組織。我的妻子和另外幾名女士管理其中一個接待計畫。在過去的幾年,有幾百名留學生到我家。這些留學生大大豐富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給我們一個很好表達「神的愛」的機會。如果我們明白禧年,教會就應該與「好客」同義,基督徒就與「慷慨」同義。
有些教會在聚會結束後一起用餐。這是沿襲初代教會愛宴的偉大傳統。如果我們把這些飯食送給窮人、寡婦和寄居的,那我們就是在體現禧年了。
平安(Shalom)
我們已經看到平安的異象:經過了一天的勞作,各人坐在各家的房子外面,坐在無花果樹和葡萄樹下講故事。每個人都各自擁有自己的房子和工作的機會,這就是禧年的一部分。幫助窮人滿足家中的需求,幫助貧困者獲取受聘的機會,也是禧年的一部分。
在追求舒適的西方國家,基督徒經常強調「所是」(being)過於「所做」(doing)。「畢竟」他們會說:「人是所是而不是所做。」但是,一個符合聖經的世界觀,是神讓我們去工作。做神創造我們時要我們去做的事,也使我們成為人類。這是神賜予治理這地權力的一部分。
我們鐵了心要發揮自己的潛能,覺得這樣就可以在神面前經歷平安,與我們怎樣過這一生無關,這是一個謬誤。如果我們明白,神放置人在園子裡工作,那麼工作的消失(失業)就應受到關注。我們的經驗是,如果提供一份永久的工作給一位長期失業的人,他們整個人的性格會改變,他們的靈會被提升,神的一些形像也會恢復在這些人裡面。那些勞苦擔重擔的人得到了安息(這安息不是按照我們今天的狹義所能理解的)。
共同基金
一些教會(許多門諾派),仍然保持初代教會公用錢袋和共同基金的做法。這是為窮人分別出來的一筆基金,由教會領袖發給有需要的人。每個教會都應該有禧年基金,以滿足本教會會眾的需求,不僅如此,也用來應對緊急情況。Citizens Advices Bureau(CAB)是一個由英國政府資助的非常棒的法律援助機構,但其員工主要是受到高等訓練的志願者。他們處理各式各樣普通市民的住房、債務和法律需求。有緊急情況時,案件可以送到市裡的律師團那裡,「緊急基金」可以幫助人們渡過難關,直到案件整理清楚。此時教會在哪裡呢?難道教會不應該成為有難處之人的自然避難所嗎?在最初的三個世紀確實如此。在舊約時代,窮人一直是由神所設立的機構照管的,可是後來人們變得和列國一樣了,破壞和取消了這個機構。
在吉爾福德(Guildford)的Millmead教會,當人們傳遞奉獻袋的時候,我記得大衛‧鮑森(David Pawson)牧師鼓勵那些有需要的人,從奉獻袋裡取錢來用,而不要再投錢。這是個很好的模式,但是我不知道在公眾場合是否有人這樣做過。動機非常明確—若我們是一家人,就該照應彼此的需求。
所以,我們現在身處何處了呢?聖靈降臨時,祂帶來了禧年—祂創造了一個家的社群,一種歸屬感。冰冷的、不熱情的教會,不管她稱自己為什麼,都不是社群。那些不關心比較貧窮的會眾和非信徒的教會,也不是社群。
禧年挑戰我們,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關愛我們的鄰舍,而且我們已經看到,有許多富有想像力且簡單的方式,可以體現禧年—簡單卻要付代價,只有靠著聖靈更新的能力才能實現。禧年的慷慨和熱情,強烈對照了我們物質消費主義社會。禧年的財富分配,能夠滿足一個不公平世界的需求。禧年社群的歸屬感,回應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孤獨感。一個靠安定劑支撐的社會,其最強的解藥就是禧年平安(shalom)。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詩篇23篇)
Shalom(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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