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孫震

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全球化在促進經濟成長、穩定商品價格和減少貧窮三方面可謂成功；對於引起資產價格膨脹，形成泡沫經濟，應是重要國家政策失誤，並非全球化的必然結果。

孫震（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全球化說的是貨物、勞務、資金、人員與資訊跨越國界自由移動使世界經濟趨於整合的現象。這是19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經濟自由化帶來的結果。所謂自由移動當然是相對於過去的政府管制或干涉而言，並非完全沒有限制。

全球化引起世界經濟的重大變化，以下分別就物價膨脹、所得分配、成長與減貧以及資源與環境四方面加以討論。

物價膨脹

物價膨脹就是英文的inflation，傳統的翻譯是通貨膨脹。一國的貨幣數量持續增加，引起一般物價水準（the general price level）不斷上升，形成物價膨脹的現象，這種貨幣數量與一般物價水準之間的關係，叫做貨幣數量學說（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不過inflation一字既無通貨的含義，也無物價的含義，然而其所表示的各種物價像灌了水一樣膨脹起來，卻是很傳神的形容。

全球化之下，貨物與勞務跨越國界自由移動，任何國家的物價如果上漲，其他國家的商品就會源源不斷流入，使漲勢受到抑止。

商品價格穩定鼓勵政府放寬貨幣政策，使貨幣數量增加，利率下降，過多的貨幣流入資產市場，購買資產，包括房地產、股票、債券、各種金融產品，使資產價格上漲。

我們觀察過去二十多年世界物價變動的形勢，商品價格的上漲率降低，其波動的幅度縮小，資產價格的上漲率則升高，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所以我們必須辨別商品價格膨脹（commodities price inflation）和資產價格膨脹（assets price inflation），而物價膨脹包含商品價格膨脹和資產價格膨脹。領袖世界經濟的大國決策者不能辨識商品價格膨脹與資產價格膨脹的區別，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作為衡量物價膨脹的單一指標，看到商品價格平穩，以為政策成功，放任貨幣氾濫，是2008-9世界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如今金融海嘯及其所引發的經濟衰退雖已過去，但寬鬆的信用所導致的全球經濟失衡（global imbalances）依然威脅世界經濟穩定。

商品價格膨脹的原因，一向有需要拉動（demand pull）和成本推動（cost push）之別。全球化使成本推升的機率增加；而在成本推升中，資源價格上漲又較工資上漲的機率增加。不過，過去三十年從全球化獲益最多、近年對世界商品價格穩定貢獻最大、而這次全球海嘯以來以快速成長維持世界經濟於不墜的中國大陸，由於抗拒人民幣升值，以及地區間之不平衡發展，限制了勞動力流動，以致國內物價與工資上漲，對於當前由於糧食危機導致的世界商品價格膨脹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所得分配

全球化喚醒過去若干沉睡的經濟體，積極參加世界市場，使勞動相對於資本增加，而勞動供給中，一般性勞動相對於專業性勞動、低階勞動相對於高階勞動增加。因而使薪資報酬相對於資本報酬降低，一般性勞動的報酬相對於專業性勞動的報酬降低，低階工資相對於高階工資降低。

在生產因素市場中和商品市場中一樣，稀少的生產因素價格上升、過多的生產因素價格下降是自然的道理。雖然勞動在國際間的移動在全球化下也不像商品或資本移動一樣自由。然而產業從高工資之處移向低工資之處，代替勞動移動，產生同樣的作用。

因此這次金融海嘯後的經濟復甦中，相對高所得的國家如台灣，經濟成長但薪資不增加，新進人員薪資甚至減少。工資反映勞動生產力，惟經濟成長率等於勞動生產力的增加率加就業增加率，失業率必須降低到一定水準，經濟成長才能反映到一般勞動的工資上面。

政府為保護勞動者的利益，限制最低工資，結果使低生產力的產業不能生存，良法美意其實只保護到有業勞動者的利益，反而以失業的勞動者為犧牲，必須以失業救濟來補救。在台灣我們幸而有很多「個體戶」如攤販濟政府勞工政策之窮。

近年「派遣人力」的出現，是勞動市場自由調節功能受到政府好心限制所發展出來的另外一種補救制度。派遣人力的工資低，受到的保障少，但低工資勝於無工資，而且不需花納稅人的錢補助工資或付失業救濟。

成長與減貧

在全球化世界經濟中，資本攜帶人才和技術，從高所得國流向低所得國，使後者經濟成長，就業與所得增加，貧窮人口減少，其在總人口中的比率降低。

我們如何定義貧窮？根據聯合國的定義，每人每日消費金額按1993年物價計算在$1.08美元以下為極貧或赤貧（extremely poor），所謂赤貧是指僅足以維持生存水準（subsistence level）以下。按1993年物價計算$2美元以下為貧窮。2007年改為按2005年物價計算，赤貧為$1.25美元以下，貧窮仍為$2美元以下。2000年9月聯合國宣言所訂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第一個就是將2015年赤貧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率降低到1990年的一半。

全球赤貧人口1981年為19億，1990年降為18億，2005年降為14億，其佔總人口的比率從1980年代的52％降至1990年的42％，再降為2005年的25％。赤貧比率較赤貧人數下降快是因為經濟成長使人均所得提高、生活改善、人口增加之故。

減貧效果最顯著的是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其赤貧比率從1981年的78％減少到2005年的17％；赤貧人口減少7億5千萬人。其中中國從84％減少到16％，赤貧人口減少6億2千萬人。南亞則從1981年的59％減少到2005年的40％，主要是印度經濟快速成長的結果。

資源與環境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全球化在促進經濟成長、穩定商品價格和減少貧窮三方面可謂成功，對於引起資產價格膨脹，形成泡沫經濟，而泡沫破滅導致經濟衰退，應是重要國家政策失誤，並非全球化的必然結果。至於若干高所得國如美國和台灣，因產業外移以致失業率增加，工資未能隨經濟成長提高，則有待這些國家順應比較利益改變，調整產業結構，對外開放，更積極參與全球化活動，而非加以抗拒。

然而目前世界人口已接近67億，且按1.2％的成長率繼續增加，今後世界經濟如仍像過去二十年以平均3％到4％的年率成長，終於有一天會因自然資源耗竭，或氣候變遷、地球暖化不宜於人類生存，而走到盡頭。雖然我們都相信所謂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即這一世代的發展不得減損未來世代發展所憑藉的資源和環境，但在目前的科技水準、財務條件和國際政治關係下，看不出如何可以做到。

影響氣候變遷的因素眾多，當前最主要的是人類的經濟活動擴大，不斷燃燒化石能源，放出二氧化碳（CO2），而森林遭受砍伐，吸收CO2的能量降低，使大氣中的CO2含量增加，產生溫室效應，導致地球暖化，氣溫上升。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世界發展報告─經濟發展與氣候變遷》（World Development Report－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的數據，過去80萬年大氣中CO2含量約為200-300ppm（parts per million），目前已增加到387ppm，較工業革命前增加40％，使平均氣溫較工業革命前上升將近1℃。

若照目前發展方式繼續，則到21世紀之末，地球氣溫可能較工業革命前上升5℃，甚至更高。這將引起亞馬遜（Amazon）流域雨林枯萎，安地斯（Andes）山脈和喜瑪拉雅山脈積雪溶化，海水酸化，海平面上升一公尺，若干低海拔地面消失，生態系統失序，50％的物種滅絕。

2010年世銀的《世界發展報告》認同很多專家的意見，認為當前最需要的行動，是使氣溫上升在21世紀末不超過工業革命前2℃，而欲達到此一目標，必須於2050年前將CO2排放量減少到1990年的一半，而於2100年前減少為零甚至為負。然而此一要求，從世界各國近年節能減碳的努力和成效看，似乎不可能做到。因此，我們可能不得不準備接受更高的氣溫，而學習適應之道。

有限的地球可以承擔無限的成長嗎？

縱然經濟富有和科技進步可以幫助我們克服氣候變遷的困難，長期中我們仍須面對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畢竟只有一個地球，而地球的資源有限；有限的資源如何支持無限的經濟成長？

當前我們面對的兩難之境是所得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大，不僅富國與窮國之間所得差距大，而且同一國家內的所得差距亦大；世界經濟必須不斷成長，貧窮的國家和貧窮的個人才有脫貧的機會，而世界經濟持續成長使資源日趨耗竭，人類生存環境日愈惡化。減貧的短期目標與永續發展的長期目標相衝突，被犧牲的往往是長期目標，以致資源與環境問題更嚴重，而達成長期目標的任務更艱難，最後可能一切都來不及了。

以人均所得長期持續增加為特色的現代經濟成長是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來，技術持續進步使勞動生產力不斷提升的結果。在現代經濟成長出現以前的長期停滯時期，縱然有偶發的技術進步引起生產力與人均所得提高，但旋即為生活改善所帶來的人口增加所抵消，使人均所得重回所謂「生存水準」（subsistence level），即維持人口不增加也不減少的狀態。在這種情形下物質缺少，生活艱困，人生悲苦，只有安於宿命，期待來世。現代經濟成長克服「馬爾薩斯人口陷阱」（the Malthusian population trap），使人均所得持續增加，生活改善，獲致物欲的滿足，追求「塵世的享樂」（worldly pleasure）。隨著人均所得繼續增加，物質生活豐富，然後超越物質追求人生的價值，更正確地說，是追求物欲以外的人生價值。

人生的幸福不能沒有物質，但不是完全靠物質。人生追求的目的有經濟價值，如所得與財富；有社會價值，如地位與名聲；有倫理價值，讓我們關懷他人，為善最樂；也有精神價值，讓我們欣於所遇，怡然自得。不同的人賦予不同的價值，不同的重要性，形成不同的價值觀或人生觀。因此每人有自己的幸福方程式；各有因緣莫羨人。然而社會的誘因制度（incentive system）大致主宰其組成分子的人生態度，在名韁利索的制約之下，並非人人都能超越世俗。

世界銀行2003年《世界發展年報─動態世界中之永續發展》（World Development Repor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Dynamic World）分析全民福祉（human well-being）除依賴代表物質福利的經濟產出（output）外，尚包括自然資產所提供的愉悅與生態功能，社會資產所提供的人際關係和諧、共同價值與信任，以及個人的才識能力所給予我們的獨立人格與自信。（p.19）其所欲表達的意義與上文是一致的。我們不但要發展經濟，而且要維護美好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我們個人也應追求豐富的學養，進可以服務社會，退亦可以自我肯定，自得其樂。

快樂人生並不需要很多物質的東西，雖然我們不必學顏回

「簞食瓢飲」，但也用不著奢華浪費。不過個人意志薄弱，難以抗拒時尚和潮流。我們需要一個崇尚勤儉樸實、不慕虛榮浮華的文化，帶領社會節用惜物；我們也需要不斷進步的科技，提升資源使用的效率，開發新資源，並加強資源的循環利用，從減少需要和增加供給兩方面齊頭並進，以延緩資源耗竭的最後來臨。

我們不能用一種制度解決所有社會與經濟問題，任何富有社會都有貧窮問題，應另有輔助的解決之道，不能依賴經濟不斷成長，致造成長遠的災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