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聲量漸高：新經濟時代的公民權／黃乃寬
「全民基本收入」聲量漸高：新經濟時代的公民權
元大期貨獨立董事
前臺灣證交所副總經理
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董事
黃乃寬
2019年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造成超過三十萬人死於急性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缺乏採取有效防疫措施的地區只得封城、鎖國、禁止群聚、在家上班、遠距教學，以世界大停工來減緩感染。教宗方濟各在2020年復活節的文告中提到，現在應該到實施全民基本收入來紓困的時候了。從西班牙到蘇格蘭，許多政府都正面響應，而且倡議即使疫情過去，也應繼續實施，變成一個長久的制度，作為全體公民的權利。
曾在2019年角逐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把全民基本收入列為核心政見的楊安澤（Andrew Yang），雖然已經退出黨內初選，卻仍然熱烈回應教宗，重申美國需要這種制度來因應人工智慧造成的類全民失業。本來長久被歸類於烏托邦式的基本人權─每個公民都有的溫飽權，非因貧富有別，也不論就業與否都一視同仁─全民基本收入在媒體、輿論和網路上的聲量漸漸變大了，更因疫情而熱門起來。
主耶穌教我們這樣禱告：「天父，……我們日用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阿們。」在正常的神人關係裡，起碼的溫飽是可以求的，歷世歷代許多政治理想也把「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當作治理者的任務。「基本收入」倡議人人定期得到一筆可以維持基本生活的收入，取代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徹底完成全民脫貧。
這個主張的歷史至少有兩百年，但現在重提仍然覺得極端。這個主張從來沒有真正全面地、成功地實施過，我們這個世代，卻很可能有各種趨於成熟的條件，讓這個理想國式的主張有機會落實。
只要搜索Basic Income（BI，或unconditional BI, universal BI），網路上的入門介紹、影片、TED短講，正反意見多到看不完。因為知識如此易得，我盡量不重述，只舉瑞士最近的實例切入，感受一下這個訴求的尺度。隨後，再提幾個目前社會經濟的現象，希望讀者對「基本收入」的可能性多想一想，而不是嗤之以鼻，當作天方夜譚。
一、瑞士2016「基本收入」公投
本世紀初以來，以社會學者為首的遊說團體，在瑞士倡議「基本收入」入憲，列為國民基本人權之一。他們在18個月之內得到了超過10萬人連署，過了公投成案的門檻，排在2016年6月全民公投，投票率近半，其中四分之一弱贊成，四分之三強反對，沒有通過。
雖然公投案中並未訂定基本收入的金額，在長期的各類論述、文宣中卻一直有個頗為穩定的訴求，就是成人每月2,500瑞郎，兒童四分之一。直接換算匯率，這將近8萬臺幣之高，哪裡是基本收入，簡直是高級生活、頂層享受。考慮瑞士的高物價，用購買力平準（Purchasing Power Parity）後，這相當於臺幣24,000元，雖然仍比我們現在的基本工資略高了些，但是在討價還價之前，叫高一點，尚屬正常。只是公投沒過，連討價的機會都沒有，更不會有最後的結果。
從另一個觀點來比較，瑞士近十年來的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大約在每人每月3,000瑞郎，而「基本收入」公投案非正式要求的無條件月領額2,500瑞郎，是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五分之四強。以免稅額來看，這是偏高的。在美國，免稅收入的貧窮線是每人每月1,000美元，佔全美可支配所得中位數2,500美元的五分之二。貧窮線是一個考量各項民生必需支出的行情（以房租為主，所以城鄉間有差距），維持一家溫飽的最低收入。
這每個美國公民無條件每月1,000元基本收入，正是楊安澤在2019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時的主要政見，政治口號是「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雖然在2020年初他決定退出黨內初選，但這個政見在民主黨內的支持率超過六成，值得重視。他的訴求是：
- 發放現金。讓領到的人自由決定如何使用，而不是像補助食物票、產婦與幼兒額外營養品那些特定用途的福利。
- 不審資格。免得領取人為了不喪失資格而寧願繼續貧窮，不願突破現狀，而殷實人家也可以大方使用，刺激消費，或捐贈慈善團體換來稅賦優惠。
- 全民脫貧。這每月1,000元的基本收入是普惠經濟的工具，用來幫助全民脫貧，而不是全部的解決方案。我們預期在這套全美普遍的基本收入實施後，那些僅僅為求溫飽而發生的犯罪會大幅減少或完全消除。社會對立的結構改變，將使更多的移動發生，整體向上提升。
接著，先來看看，本世紀以來，「基本收入」這個極端議題重新得到正視，而且越來越多人支持的三個背景因素。
（一）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的進展
從二戰結束以來，電子計算機（電腦）的發展，搭上了從電晶體到超大積體電路的半導體工藝進程，在硬體部分日新月異，變化神速，在演算法方面，卻乏善可陳，特別是60年代呼聲甚高的人工智能，幾度起伏，屢次進入死胡同。
二十世紀結束之前，IBM的深藍電腦在1997年5月以三局半對二局半勝了世界西洋棋王，再度吸引了大眾的注意。2012年IBM的華生電腦不用連網，在電視益智問答節目中成功挑戰了人類優勝者，得到冠軍，展示了它每秒掃讀100萬本書的速度，和它對自然語言的理解能力。這兩次勝利使用的演算法都還是硬算，只是運用了大量平行處理，算得奇快，能不能叫人工智慧，還是見仁見智。當時許多人說，西洋棋和益智問答的變化都太有限，容量大、速度快、考古題完整，就能贏。如果電腦下圍棋也能贏過高手，就真叫人佩服了。
2016年3月，DeepMind科技（在2014年被Google收購）開發的人工智能程式AlphaGo挑戰韓國職業九段棋手李世，遵守雙方長考各以二小時為限，一天一局，AlphaGo Lee四比一勝，獲封九段。2016年底，進化版的AlphaGo Master匿名上網挑戰職業高手下快棋，每手20至30秒，下到隔年初60局全勝；2017年5月，AlphaGo Master正式參加中國烏鎮圍棋峰會，與世界棋王柯杰交手，三局完勝，封中國職業九段。從此各版本的AlphaGo退出江湖，不再與人類比賽。
根據DeepMind在烏鎮峰會之前已投稿至《自然》，但在2017年底才刊出的論文，有一個從未現身江湖的電腦棋手，名為Alpha Zero，才是真棋王；他在家裡打敗了所有AlphaGo師兄，論棋技，要叫它第一名。有別於AlphaGo Lee，AlphaGo Master等在人間出過風頭的版本，Alpha Zero不找老師教，也不讀前人棋譜，完全靠自己左右手對奕學習棋藝，從零開始，只用一天功夫，摸索出來的招式就勝過了所有AlphaGo從前的版本。而且，Alpha Zero的本事不限於圍棋，它也能自主學習西洋棋、象棋，成績一樣傑出。這些Alpha師兄弟們用的演算法叫作類神經網路，具有從經驗中學習、不斷改善能力的性質。這個表演也說服我們，電腦可以取代人做某些事，而且做得更好。
從前買美國汽車要注意出廠日期，最好找禮拜三裝配的，否則難免碰到螺絲沒上緊、管線沒套牢這類毛病。現在生產線上完全是機器人，週末不去喝酒也不用休息，週一從來不憂鬱，天天品質保證。汽車如此，大多量產工業成品皆然。有笑話說，將來的自動化生產會演變成工廠裡除了電腦控制的無人生產線外，只需一個人和一條狗。狗的責任是不讓任何人靠近電腦和機器人，而人的責任是好好餵狗。
不只工業、礦業，農林漁牧的發展也一樣。隨便輸入一個農業機械品牌，YouTube上會出現各種撒種、施肥、灌溉、修剪、收成、分類運送和倉儲的自動化設備，從伐木工人到西部牛仔都面臨失業危機，剪羊毛、擠牛奶的機器人，都代替人工很久了，甚至發展出沖咖啡、端茶送水、助肢障者上床、翻身、入浴洗刷等專長。這些機器上面都可以裝配各種感應元件蒐集氣候、土壤、體能和生命現象資料，無線上傳雲端，經過分析：於農林漁牧，可以提出此時此地適合做什麼的建議；於病患照顧，可以適時報平安，或預警危險狀況。
當越來越多的產品及服務的價值是由機器人創造出來，越來越多的人會失去原來的工作機會，會少掉原來穩定的收入，會喪失獨立生活或撫養家庭的機會，從而造成普遍的社會問題。
人民不但是國家的要素，也是重要的資產。人民的素質越高，這項資產的價值也越高。政府配置充分的資源，藉著健康計畫、教育系統和休閒設施，去加強人民的素質，是相互得利的，在人力被機器大量取代的紀元，更有機會經過適當的稅制，實施基本收入制度，使失業者不致失去生命尊嚴，在長期不充分就業時，仍然維持人民的高素質。
不過獲利企業是既得利益者，也許會反對於他們不利的稅制，然而今日有許多企業的高獲利是因為佔了外部性成本幾乎不可計的便宜，造成土地、水源、景觀、林相的破壞，至於聲音、視覺、空氣的污染更難以估計，所以，這些營利事業應該都要付出相對足夠的代價才是。
（二）貧富差距迅速拉大
人生而有智愚之別、勤惰之分，歷經的天災人禍，或飛來豔福，也各不相同，世代累積，演變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固然遺憾為富不仁，卻也有不得不然的趨勢。古來替政治服務的哲學，包含儒家、道家和受官府利用的宗教，包含佛教、基督教，莫不偏重宣揚樂天知命、接受現狀的教導，幫助維持社會穩定，也藉著鼓勵行善濟眾把財富稍微重分配，略補國家經營社會福利之不足。
托瑪‧皮凱提在2014年的暢銷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整理出近二百五十年已開發國家的財富及收入的分配數據，顯示晚近的貧富差距在急速惡化。他推論，當一個經濟體中，資本收益率大於經濟成長率，財富會集中。以後見之明證諸近三十年來的金融風暴，在金錢遊戲的獲利好過苦幹實幹，有錢人會選擇少投資實業，多參加為財務而財務的活動。最後泡沫破滅，賺到的已經由少數人拿走，殘局由政府拿全民共繳的稅金來拯救，然後進入下一個惡性循環。
向來用錢賺錢比用力氣賺錢容易，是以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佃農之於地主，勞工之於資本家，皆如此。現在情況更極端，不但簡單的工作已經由機器取代了，困難的工作也要讓給「機器」了。以無人機為例，飛行中的平衡，需要極快地、持續地調整，沒有人類能勝任，必須交給自動控制。人需要做的，只有決定要從哪裡飛到哪裡，訂兩個座標，然後去吃飯，還有餵狗。用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完成的產品服務，其附加價值會流向更少數人的手裡，大多數的人會更沒法從這種新經濟中得到維生之需，貧富差距會更大。
貧富不均，經濟不穩定，是革命的溫床。如果有不流血的方法可以解決問題，或至少緩和問題，誰希望革命呢？除非實在活不下去，很少人會純粹為了理想而不顧生命、親情，去以處處革命為志業的。當政者想避免革命，穩住局面，需要照顧好在絕望邊緣的族群、生活能力較弱的人民。如果不然，真的鬧起革命，可能豬羊變色，代價會更大。
民間的慈善團體雖然資源不如政府豐富，但常常公益活動的效果比官方社會福利更有聲有色。真正有心做善工的民間機構會把行政費用最小化，會把溫暖送到有需要的地方，因為自主性高，反應才能及時。反之，政府單位受到重重程序法規的束縛，又恐怕分配不能面面俱到，受到責難，必須訂出整套僵化的實施規則和層層的審查機制，並且另有層層監督作業的單位專門防弊。龐大的官僚系統，目的是維持表面的公平，即使因此必須忽略實質的、即時的需求。這龐大的官僚系統的運作成本已經佔掉社會支出的可觀比例。由政府做社會福利的成本高得令人不得不想，是不是乾脆不要這些複雜的受惠標準，把行政成本和福利預算合併起來，無條件平均發給每個國民，稱為「基本收入」，讓真正的社會福利留給民間去做吧！
這樣，本來的社會福利預算，加上公部門用來執行社會福利的行政成本，就成了「基本收入」構想的第一筆金源。究竟，維持社會安定對高社經地位、掌握絕大部分民間財富的少數人最有利，只要言之成理，他們也會願配合貢獻一部分基本收入制度的需求。總之，發放基本收入不是印鈔票，而是財富轉移，所得重分配，並不致因此造成通膨。
（三）分享經濟興起
行動數位裝置普及，隨時隨處可以連網，促成了許多應用AI技術，立刻撮合（媒合）供需的平臺，叫作零工經濟（Gig Economy）或共享經濟。早早成名的，如Uber管接送，Airbnb管民宿；慢慢地，水電工、看護／保姆、做演講投影片、寫電腦程式和清掃房屋，都發展出成功的撮合平臺。複雜一點的，還可撮合三方，或更多，如Uber Eats，結合外賣食品和快送摩托騎士，把你在Uber Eats上點的食物在指定時間送到指定地點，用綁定的信用卡支付，他們三方再依約拆帳；從前要排隊的美食，現在只要手指上點幾下就快送到家，皆大歡喜。
共享經濟改變了工作型態，也改變了生活方式。以勞方而言，即使沒有固定聘僱長約，只要肯出力，總可以透過仲介平臺在自己能工作的時段找到工作的機會。以需求方而言，不管是修理、搬運還是電腦資源（Cloud Service），從前若不自備工具、車輛或電腦，很難完成任務，現在不再流行所有權，只要在需要的時候有使用權，或有更專業的服務來幫忙，生活品質並不打折，但節省很大的購置成本。
當自動化取代了人工，傳統的聘僱益加稀有。即使基本收入果然成真，但絕不夠維持傳統的生活方式。共享經濟讓大眾雖不擁有，卻仍可享受，也能夠加入共享經濟的供給方，靠著Gig平臺的撮合，獲得基本收入之外的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經濟適時創造了一個可以配合基本收入政策、讓社會更安和樂利的環境。
二、回到現實
2017年12月28日臺灣通過《納稅者保護法》，訂出一個每人每年16.6萬元的基本生活費用，不用課稅。這數字是用每人年度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六成估計出來的，意義上，在瑞士的基本收入建議及美國的貧窮線之間。
現在臺灣中央政府一年總預算大約1.8兆，其中三分之一用在社會福利，大約6,000億。為了簡化計算，姑且說，假想的基本收入制度每人發給臺灣2,300萬人，每人10萬元，一年需要2.3兆，扣除社會福利預算6,000億，尚缺1.7兆，也就是，實行這樣的基本收入，每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幾乎需要加倍。如果現在最高綜合所得稅率40％的高所得人士要再提高一些，換回全家每人每年10萬元的基本收入，可能會有一點反彈。企業更敏感，也更容易出走，換個低稅的國家註冊。如何創造實施基本收入的財源，需要大智慧。
現成可供參考的做法，是楊安澤提出的財務規劃。他計算，給18歲以上的美國公民每人每月1,000美元基本收入，每年的預算要2.8兆美元，約為目前聯邦政府總預算的四分之一。從開源方面，他提出：
- 對所有未稅交易加徵10％的加值型營業稅，這樣Google、Amazon這一類跨州（甚至跨國）經營的電子商務企業，則無法繼續規避（地方政府一直無法跨境徵收的）銷售稅。
- 0.1％的金融交易稅，相當於臺灣的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
- 把資本利得及利息所得併入一般所得計算綜合所得稅，相當於在臺灣一直沒有實行成功的證券交易所得稅。
- 每噸排放課40美元的碳稅，在鼓勵使用清潔能源、減少空氣污染的同時，開闢全民基本收入的財務來源。
- 取消社會安全捐的薪資所得上限，有如臺灣的勞保投保薪資上限，對高收入族群才能課到等比例的社會安全捐。這些新稅源及擴大的稅基已夠支應前述預算，並且實行全民基本收入後應該還能降低聯邦在監禁罪犯、緊急醫治和處置街友、遊民等問題上不斷升高的花費。
其實，楊安澤規劃的，除了碳稅較新穎之外，其他都是傳統稅捐，只是增加了本來規避掉的納稅人。如果比創新，由法國政府倡議，義大利和匈牙利後發先至的「數位服務稅」才是針對新興數位大咖（如臉書、蘋果、谷歌和亞馬遜等）下手的重稅。許多歐盟國家都表示會跟進，對從事用數位平臺撮合供需或投放數位廣告的大企業，課以營業額3％至8％的「數位服務稅」。應稅對象以暫領風騷的美國大公司為主，使得川普總統大為光火，揚言報復。
另外一種倡議，是課徵「機器人稅」，以支應部分「全民基本收入」所需的財源。但是，定義「什麼是機器人」十分困難。製造業有可見的機器人從事各種大小組裝工作，但在背後，那更大力的人工智慧模組，從事分析數據、控制、修正、最佳化的，算不算機器人呢？再者，服務業不需要組裝任何可觸及的成品，卻執行了大量的機器學習、智能決策和組合優化，所靠的是各種看不見的演算法，而且因此取代了大量的人力。長期以來，這種研發費用是可以抵稅的。「全民基本收入」不是正為了處理全民失業問題而起的嗎？對看不見的演算法也可以課「機器人稅」嗎？
繞過定義何謂機器人的困難，課徵相當於「機器人稅」，可以用取消許多鼓勵企業主用機器取代人工的節稅規定，諸如促進產業升級、獎勵產業創新等等早該落日的過時稅制。僱用人類，我們要求雇主負擔員工的勞健保、退休金，改用機器人後全部省下，又不再有帶薪假、加班費和逾時加班處罰，在在用稅制扭曲了人機對照產值，使人與機器在差別的條件下競爭，貧富差距更加擴大。二十世紀後半，戰後復興、百廢待舉的年代，鼓勵增加產能，加速資本累積的減免稅制，的確是有效且必要的誘因；而今因時空完全改變，幾次大幅量化寬鬆的結果，資金氾濫、資金成本極低，再繼續減免會使所得分配更加兩極化，不利於社會安定和諧。
財源之外，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基督新教倫理，是兩個反對「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主要思潮。前者是經濟學的新古典主義，強調市場機制，反凱因斯，反對公權力插手；在政治上則是保守、右派，以上世紀80年代的雷根與柴契爾為代表人物，主張私有化、政府少管事，當然也就少課不樂之捐，藏富於民。而支持方，現在的羅馬教宗方濟各長期左傾，他表達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究竟是出於宗教信仰，還是政治信仰，不易分別。後者，基督新教倫理，是社會學者韋伯的理論，並非本於聖經的真理，需要正統神學來檢驗。後人更多望文生義，假韋伯之聲望，擴大引申，自行表述，諸如：以「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帖撒羅尼迦後書3：10）來反對無條件的基本所得。亞當犯罪以後，神就對他說，「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創世記3：19）勤勞確是美德，遊手好閒容易惹是生非，陷入罪惡。基本收入的目標，是消除「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千萬不可全民終日無所事事，實行全民基本收入也必須掌握分寸，適可而止。
【本文刊登於《曠野雜誌》227期（2018年11月）。如若轉載，請取得《曠野雜誌》授權同意並註明出處、作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