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世界經濟的困局-儒家倫理的現代經濟使命／孫震
孫震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
壹、從傳統停滯時代到現代成長時代
一、傳統停滯時代與現代成長時代
一國的技術水準決定這個國家在一定期間最大可能的生產總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imon Kuznets）將世界經濟發展分為傳統停滯時代（traditional stagnation epoch）和現代成長時代（modern growth epoch）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的分野是英國工業革命，而這兩個階段之間的區別就在於有沒有持續的技術進步。
工業革命距今才二百多年，在工業革命開始以前，全世界的經濟停留在傳統停滯時代。傳統停滯時代，並非沒有技術進步，而是沒有長期持續的技術進步。偶發的技術進步雖然使勞動生產力提高，總產值和人均產值增加，人民的生活改善，但人口隨之增加，使人均產值重回生存水準（subsistence level of living）。
所以，在傳統停滯時代，在我們只看到總產值和人口增加，而不見人均產值增加。直到18世紀後半工業革命發生，技術進步取得連續性質以後，世界經濟才出現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總產值、人均產值不斷增長的現象；於是，經濟發展進入現代成長時代。
二、讓統計數字說話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於2014年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書中所提出的一些統計數字，正好可以說明顧志耐所講的傳統停滯時代和現代成長時代（參見圖表1，世界總產值、人口、人均產值平均年增率，35頁）。
工業革命發生於18世紀下半葉。一般來說，經濟學家習慣用1776年為其代表年份，因為這一年不僅是美國獨立的年份，也剛好是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的年份。
圖表1顯示在西元1年至1700年，世界的總產值每年增加0.1%，並且人口也是增加0.1%，所以人均產值沒有增加，這印證了在傳統停滯時代，不是沒有技術的進步，而是沒有長時間連續不斷的技術進步。因為偶發的技術進步使總產值和人均產值增加，生活改善。然而，在生活改善之後，根據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人口隨之增加，使人均產值回降到生存水準。
但在進入了18世紀以後，從1770年至2012年，世界總產值平均每年增加1.6%、人口增加0.8%、人均產值也增加0.8%。這是三百多年的平均數。若把這三百多年分做1700年至1820年、1820年至1913年、1913年至2012年三個階段來看，總產值每年是依序增加0.5%、1.5%和3.0%。這是因為進入現代成長的國家增加的結果。
三、儒家思想產生於傳統停滯時代
中國儒家思想產生於二千五百多年前傳統停滯時代。這個時期的特質是：國家的總產值基本上是不增加的，因為受到技術的限制，努力也沒有用。在這樣一個國家總產值不增加、經濟沒有進步的情況下，個人若追求財富，並不會使得社會總財富增加，反而只會引起衝突與挫折。所以全民的福祉並非來自於經濟的改善，而是來自社會的和諧與安定。倘若想要讓社會和諧與安定，就必須讓每個人在社會中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準此，於個人，需要一套倫理，於社會，則需要一個制度。
這個社會所需要的制度，在孔子時代叫做禮。禮是對人的行為的指導原則和它背後的一些制度。透過個人遵守倫理，並用禮加以節制，就能達到社會和諧安定的目的。這就是孔子之所以強調倫理和禮的緣由。
倫理就是人與人相處應維持的關係和應遵守的原則。倫理的實踐是道德，道德表現在行為之上為品德。具有品德的人為君子。君子是孔子所創造的理想人格的典範。典範應受社會大眾的尊敬與效法。台灣目前最大的不幸，是把所有典範都打倒了；台灣目前是一個無典範的社會，誰冒出頭誰就被打倒，因而缺少學習的榜樣。
君子的任務是修己安人。修己是提升自己的道德水準和知識水準，安人是幫助別人、幫助全天下的老百姓。君子不求自己的利益，他從獻身社會、自我實現中，得到人生的幸福。
儘管儒家思想不鼓勵追求財富和地位，但是社會應有制度的安排，讓獻身社會造福人群的君子，得到地位和財富。《論語‧憲問》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意思是說，以前的學者為了自己的品德、學識、服務社會、自我實現而學。「今之學者為人」；意思是說，今日的學者為了取悅於人以得到地位和財富而學。
孔子的理想是，你只要是好人、有本事，社會就給你工作，讓你去服務，於是你可以從人格圓滿與理想的實現中，得到人生的價值。亦即，一個人雖然並不追求自己的財富，但在一個有健全制度的理想社會中，自然會得到相應的經濟報償和社會報償。
儒家重視義務和責任，而不是權利。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就是盡自己的義務和責任。這是儒家思想和西方最大的不同。現在的西方思想，膨脹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重視義務和責任，需要社會制度予以支援；重視權利和自由，需社會制度加以節制。儒家重仁義輕財富，是把義放在利前面。義、利之辨雖然只是一線之差，卻引發重大改變。不過儒家思想並不排斥財富，所以它跟資本主義是相容的。
現代成長時代不是因為「追求財富」所以引起經濟成長。而是在技術進步的情況下，由於創造了增加的價值，而促進了經濟的成長。就像早期的清教徒，努力工作，勤勞節儉，不是為了貪圖財富，而是為天上的父，保守祂地上的財產，做好地上的管家，還要創造出財富。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記載了主人讓僕人管理錢財的比喻。賺錢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一個召喚（calling），是神賦予的天職。
四、現代成長時代的主流經濟思想
進入現代成長時期，由於技術持續進步，使勞動生產力不斷的增加，總產值與人均產值亦不斷增加，全民的福祉不僅僅來自社會的和諧與安定，也來自所得與財富的增加，也就是經濟成長。這時社會的主流思想從孔子換成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
也就是說，傳統停滯時代全民幸福的來源，單一地來自社會的和諧與安定，所以重視倫理。而現代成長時代則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和諧與安定，一個是因經濟成長而財富增加。但是社會常常把和諧與安定忘記了，把追求財富當作唯一的道路。
史密斯在1776年所發表的《國富論》是現代經濟成長與發展的重要著作。但他在此之前十七年，於1759年、36歲的英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強調倫理，所以史密斯對經濟利益追求的主張是建立在倫理基礎之上的。
史密斯鼓吹個人追求自利（self-interest）。他認為既然自利是人性中不可改變的部分，那麼明智的做法是，利用私人誘因建立一個更富有的社會。他認為，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就如一隻看不見的手，帶領達成社會全體的利益。所以個人的利益和全體的利益是一致的。
他這樣講有一個前提，即是追求自利的時候，必須是站在公平（justice）的基礎上，不傷害其他人的利益。他對公平的定義是非常簡單明白的，公平就是不使別人的利益減少。在倫理範疇裡，比公平更高一個層次的是仁慈（benevolence），仁慈則是增加別人的利益。
試問，若別人的利益不能減少，那麼自己的利益從哪裡來呢？所以創造「增加的價值」是必須的。當你創造了「增加的價值」，社會的所得就增加、財富就增加；創造的價值愈高，社會總產值愈多，你的利潤也愈多。所以當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時候，國家的利益就增加，因此個人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是一致的。個人從國家的整體利益中取一部分做為自己的利潤，而此利潤是這個人對社會貢獻理應得到的報酬，則此獲利行為是具有道德正當性的。
這約莫就是孔子所講的，作為一個君子，齊家治國平天下，國家應該提供給君子們相應的地位、榮譽和薪水，其實與史密斯所言是一樣的道理。
上述「增加的價值」added value或value added，又譯為「附加價值」，是現代國民所得概念的來源。生產就是創造增加的價值。令人難以置信地，在史密斯以前，從未有人給生產下過如此明確的定義。重農主義者認為土地長出糧食是生產，重商主義者認為做生意賺了錢是生產。
史密斯雖然鼓吹自利，但是不擔心自利之心會過度膨脹。他說，人的自利之心雖然強烈，但是常常受理性、原則和良心（Reason, principles and conscience）的節制，並且，還有心中常住的「那個人」的節制。
「那個人」就是指神。史密斯是忠實的信徒，他終生沒有結婚，他的宗教信仰讓他相信良心會克制對自利的追求，這是在《道德情操論》裡面講的。但是到了《國富論》，他就對此一論點不是很放心，他認為在資本主義之下，要依靠公平競爭來限制個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傷害到別人的利益。
史密斯講過一句話，令人難以想像他是一位鼓吹自利的經濟學家：「多為別人著想，少為自己著想，節制私慾，樂施仁慈，成就人性的完美。」1
他還有一句話跟這句話很像：「一個人的行為若能按照完美的審慎、嚴格的公平、適當的仁慈，可謂品德完美了。」2
史密斯上述這些話，都很像孔子所說的話，充分體現了他是道德家，史密斯曾授經濟學，或者說經濟學家本應是道德家。我一直懷疑，他是不是受到中國思想的影響。史密斯曾經遊學法國，與東方思想接觸。不過他到法國是1764年，在《道德情操論》出版之後。
就這樣，世界經濟從傳統停滯時代進入了現代成長時代；從幸福的來源只有和諧與安定，因此重視品德、倫理、做君子的時代，進入了追求所得、追求財富、促進全世界經濟成長，從中分一杯羹的時代。原本，從經濟成長中取得部分當取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世界經濟發展逐漸走了樣，一步步進入了當前的經濟困局。
貳、當前世界經濟的困局
一、全面全球化帶來全球經濟的改變
在進入當前的經濟困局之前，世界其實已經享受了二百五十年快速的經濟成長，世界變得從未有過的富裕。在過去的二百多年，進入現代成長時代的各國經濟，大概都是遵循創造「增加價值」、賺取利潤、累積資本、提升技術的基調進行。
到2012年，世界超過70億人口，總產值超過70兆美元，人均所得也超過1萬美元。不過，各國進入富裕的速度卻有快有慢，至今世界仍然有超過7億人口處於極端貧窮即所謂赤貧（extremely poor）的狀態。
衡量赤貧的標準是，按照2005年的物價水準，每天消費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口，就屬於赤貧，現今世界的赤貧人口仍佔世界人口的10%以上，大部分在非洲、南亞，少部分在中國。
大體說來，各國所得高低的程度，大致反映了進入現代成長時代的先後。進入現代成長時代的時間早，人均所得（per capita income）就高，進入現代成長階段時間晚，人均所得就低，大致上是如此。
現代成長經由全球化英國開始，逐步進入西歐、北美、日本，最後普及全世界。全球化是指商品、資金、技術和人員跨越國界自由移動的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全球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局部全球化，只有市場經濟國家加入，包括東亞四小龍。第二階段是全面全球化，這要到1980年代開始，中國、印度兩個世界的大國加入，接著蘇聯崩潰，然後拉丁美洲放棄保護主義，讓全世界參與了全球化，改變了很多市場經濟的規律。全球化的一個影響是使世界的物價水準趨於平穩。
稍微年長的人會記得1970年代台灣物價膨脹的時候，是怎麼過日子的。更年長的一輩會記得有個故事，在上海物價膨脹時期吃早點，一面吃一面兩眼緊盯著價目牌，因為入座的時候身上帶的錢是夠的，等到吃完要結帳的時候，可能就不夠了。
這種惡性的物價膨脹，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也曾經發生。一個相當寫實的描述是，以前去市場錢放在口袋裡，買來的東西袋子裡；現在是錢裝在袋子裡，將買來東西放在口袋裡。
物價膨脹讓人日子過不下去，但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會把負債的價值稀釋掉。
現在世界的情況是：物價不漲、利率低；利率低鼓勵大家借錢。現在全世界的負債膨脹得不得了，沒有辦法還，而且不能還。最近國際貨幣基金（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還警告慢一點還錢，因為還錢就要節省，節省使消費減少，消費減少使經濟成長率降低。
二、商品價格穩定的連鎖效果
1980年代以來全球化時代，商品價格趨於穩定，主要因為任何國家對商品的需求，都是來自於自己國家之內，以台灣為例，商品的需求就是來自2300萬人民的購買力，但是商品的供給卻是來自全球70億人口。所以任何國家的物價上漲，別國的商品就會進來，使供給增加，於是物價上漲的趨勢就受到了壓抑。特別是中國崛起變成世界工廠後，廉價商品輸入美國，使美國物價不會漲。近年美國將消費者物價上漲2%，當作提高利率的指標，但消費者物價一直在2%以下。日本也希望物價膨脹能達到2%，然而不論如何放鬆貨幣供給，只有使利率降低，不能使物價上漲。
1980年代以來的物價穩定，讓各國中央銀行總裁們認為自己的貨幣政策成功，因為維持物價穩定，是中央銀行的重要任務。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自傳《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譯《我們的新世界》中，意氣風發，然而不久發生世界金融危機。不得不承認犯了一點錯誤。
其實，不是一點錯誤，是很大的錯誤，並且也不是他一人出錯，全世界都一樣。因為物價穩定，讓各國中央銀行大膽放出貨幣。當貨幣數量增加，利率就會下降，一般商品物價看似不上漲。然而當利率下降，資產價格上漲則是必然的結果。資產價格上漲，使增加的貨幣不去搶買商品，而去買資產，使全世界資產價格更漲。
然而資產價格要靠報酬率（rate of return）支持，資產價格超過報酬率支持的水準形成泡沫，而泡沫終必破滅。不過當利率等於零的時候，理論上，資產的價格是可以無限大的。然而，利率不會永遠等於零，因此資產買賣的風險是非常非常大的。
現在世界有一個很大的危機，就是過多的貨幣不去購買商品，使經濟成長就業增加，而是流入資產市場，追逐資產增值的利益。當資產價格膨脹到超過其收益所能支持的程度時，便形成泡沫，泡沫破滅，使資產價值下降，投資人遭受損失。這種光景在2008年至2009年金融海嘯時，已有許多人親身經歷過了。
利率降低也使得世界各國公私負債增加。全世界主要國家為促進經濟復甦，釋出更多貨幣，讓利率更接近為零，實質利率（real rate of interest）變成負值。
三、從創造價值到追逐利潤
目前世界經濟的根本危機，在於物價平穩、貨幣增加、利率下降、資產價格上漲，使世界經濟從過去創造價值，賺取利潤，轉變為追求利潤，而不創造價值。因而使經濟成長率降低，失業率上升，資產價格上漲，所得分配不均惡化。更基本的一個轉變是以前難以想像的，這也是最令人擔心的事，就是從創造價值轉向追逐利潤。
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在於創造增加的價值，從中取一部分作為利潤，做得不好就被競爭淘汰。然而現在從事生產賺錢是最笨的方法。所以氾濫的資金用在生產性投資的部分愈來愈少，而用買股票、債券，及其他各種金融商品（Finance products）的部分愈來愈多。3所謂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1970年代只有二十幾家，現在有六千多家，單單去年一年便增加了六百多家。
現在全世界的錢愈來愈集中在專家們手上，專家們買賣資產，卻不創造就業或創造很少的就業。
最近《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報導，高盛公司在矽谷（Silicon Valley）有一個金融科技公司，公司用的人很少，都是數學家和工程師，它的股票交易員從六百多人降到2人，因為它完全是用資訊科技來收集資料，然後建立模型（model），並不講理論陳述。高盛公司在紐約（New York）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還有一個規模比較小一點的科技公司，都是運用大數據（big data）去連結各種資料的相關性。依據資料就知道哪裡會漲？哪個股票會漲？股價怎麼漲？不要人去思考，一切都讓科技取代了。所以，將來最先被取代的就是這些理財專家，機器人會取代理專，來處理個人的財富。
上述的這些現象都是因為世界背離了資本主義最初的精神。短期的影響是讓成長率降低，長期的影響則是難以評估和預測的，因為違背了倫理。儘管賺錢的活動沒有想傷害任何人，但讓很多人受到傷害。然而當制度是這樣安排時，形同創造了一個容易賺錢的機會，引導人不去創造價值，只去追求利潤。如果大家都不生產，利潤從何而出呢？
四、負債膨脹，積重難返
1980年代以來的全面全球化，幫助了很多國家從國外取得資金。新興國家是從先進國家取得資金和技術，藉由投資讓它快速成長，富有的國家則是從別國取得資金來幫助它消費，無論是投資或消費，都會使得外債累積。2008年至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後，各國政府釋放出更多貨幣，利率降至歷史的新低，公、私、內、外負債不斷地繼續膨脹。
美國就是先進國家中一個非常顯著的例子。美國的支出超過生產，其差額由其國際收支經常帳的逆差彌補，而此逆差則由來自外國的資金支付。目前美國對外投資的淨部位（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即美國在外國的投資減去外國在美國的投資，已經是負值。但其對外投資的淨所得（net income），卻佔了GDP的1%。為什麼呢？因為美國在國外投資的報酬率比較高，而外國對美國投資的報酬率比較低。
因為在美國投資的風險性低，而美國在外國投資的風險高。美國在外國投資的平均報酬率是6%，而外國在美國投資的平均報酬率只有1%。另外，全世界願意去買美國政府的公債，其利率等於零也買，因為覺得它安全、風險較低。
愈是富有的國家欠錢愈多，外匯準備愈少。愈是貧窮的國家，欠錢愈少，外匯準備愈多。
2013年底，世界高所得國家，包括台灣，全體外債達68.4兆美元。其中七大工業國為43.7兆美元，佔64%；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外債總額為5.5兆美元，合計約為當年世界總產值的一倍。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發布，在2015年底，全世界非金融機構4所負的外債總額為152兆美元，約為該年世界GDP的兩倍。另外，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研究，目前全球內債、外債的負債總額將近200兆美元，幾乎達到世界總產值的3倍。這些負債如何償還呢？償還債務會產生什麼經濟後果呢？還錢必須先節省，要節省必須減少消費。一個國家的消費減少，進口就跟著減少，進口減少，外國出口就減少，外國的出口減少，它的經濟成長率就會降低，它的經濟成長率降低，它的進口就會減少，如此，形成一種彼此拖累的惡性循環。所以，國際貨幣基金警告，雖然各國負債很多，但是不要急著還錢，還錢會讓整個情況變得更糟糕。
怎麼讓負債減少？方法實在是想不出來。一筆勾銷、前帳都不算了嗎？假如前帳都不算了，全世界的資產一下子就要降了2百兆，然後馬上出現重大災害，導致全世界的經濟立刻從衰退走向蕭條。另一個方法是，前帳都先掛在帳上，不要去算，光算利息就好了，反正利息也很低，有的是1%，有的是0%，就慢慢地來解決吧！
五、日愈惡化的所得與財富分配
1980年代以來大多數國家的所得分配都惡化，最好的情形是不變。所得分配不均的主要現象是薪資所得的比例減少，資產所得的比例增加，而薪資所得中，中、低端所得增加少，甚至減少，高端所得增加多。
造成這種世界所得分配惡化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技術進步，機器代替人力；二是全球化，中、低所得國的人力取代高所得國人力；三是資產價格上漲，而資產主要在有錢人的手裡。資產價格愈高漲，有錢人就愈有錢。
在長期中，二、三兩個因素會消失，第一個因素會繼續存在，這是好事。技術進步使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生產同樣產值與所得所需的人力不斷減少，這原是經濟進步追求的目的，讓更多人有更多時間用自己的勞動所得去享受悠閒的生活。但目前的問題是，錢愈來愈集中到少數1%或0.1%的人手上，使分配問題不斷惡化。這樣的社會能不發生動亂嗎？
話說，中國古代社會，大家庭制度有分享所得的功能。戰國時期養士的風氣，也可以分享所得。
現今要怎樣重分配？我們還沒有答案。現在世界在研究推行「基本所得」（basic income）政策。這個主張是說每個人每個月由政府付給一定金額，譬如每個人一個月給你22K。可是政府財政這麼困難，從哪裡拿錢呢？若說增稅，在全球化之下，企業就跑到別的地方了。
所以，全世界的國家必須共同商量來解決這個問題，努力的引導日益集中的所得，重回商品市場，創造就業與所得，而不是投入金融市場，膨脹資產的價格。並且，還要透過制度的建立，將集中的所得重新加以分配。
六、資源耗竭、物種滅絕、地球暖化
1970年代世界最關心的經濟問題是資源耗竭。1972年，唐妮菈‧米道斯（Donella Meadows）出版一本書，5認為全球原油在三十五年內會耗盡。但這個問題由於科技進步，致使原有資源的使用效率提高，替代的、新的資源也相繼出現，因而原油耗竭的迫切性暫時延緩。
1980年代以來，世人最關心的問題換成地球暖化。由於人口增加，經濟成長，大量燃燒化石能源，排放二氧化碳（CO2），使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導致氣溫上升。
據統計，2007年的二氧化碳含量已達387ppm（parts per million），較工業革命初期增加30%，致氣溫上升將近1℃。到了2015年，二氧化碳含量更達400ppm。
預計，當2036年來到時，二氧化碳含量將高達450ppm，這將使氣溫上升2℃。到那時，大環境的改變將更令人難以想像。依此發展，21世紀末的氣溫將上升4.8℃、海平面將上升82公分，若干陸地淪為澤國，生態系統嚴重失序，大量物種滅絕。
現在，農作物的品種、生產和生長秩序，都是經過幾千年穩定的氣候發展出來的，但如今，隨著氣候的改變也都跟著改變了。
有鑑於此，巴黎氣候峰會於2015年12月召開，共有195國代表參加，147國元首出席，187國提交自主減碳計畫。於12月12日達成「巴黎協定」，將氣候目標訂為不超過2℃，並朝1.5℃努力。
然而，現提計畫最多只能達到3℃。惟相信假以時日，未來的科技或能尋得解決之道。可惜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川普對地球暖化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影響到未來節能減碳的政策。
參、儒家倫理的現代經濟使命
一、「義」必須在「利」的前面
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鼓勵追求自利。他認為，個人追求自利可以促進社會全體的利益，因為個人必須創造價值，才能賺取利潤，而創造價值使社會所得和就業增加。
然而，由於資本主義把「利」放在「義」的前面，所以各種不同形式的企業醜聞時有發生。近年，更是走上追逐利潤不創造價值的方向，使得自利和公益漸去漸遠。
司馬遷說：「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所以解決當前世界經濟的困境，必須回到中華優良的文化，將義放在利的前面。孟子說：「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二、企業經營的倫理：「仁、義、誠、信」
企業經營必須遵守企業倫理。企業倫理的第一個原則是仁，「仁者愛人。」仁是人的善良之心的實現。所以，企業所經營的事業，必須對人類的生存發展有貢獻，而不是只顧自己賺錢。
企業倫理的第二個原則是義。義是不能為了股東的利益而做出傷害；不傷害其他利害關係者，也不傷害社會和環境。
企業倫理的第三個原則是誠。誠是表裡如一，不欺人，也不自欺。為什麼要講不自欺呢？因為人太會欺騙自己了。康德（Immanuel Kant）說：「當自利進入心中，我們就再也無法辨別是非。」孔子說：「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論語‧季氏》）翻成白話文是說，君子最討厭的一件事，就是你明明想要這件事，卻不講你想要，偏偏用其他說辭講得頭頭是道，好像是為了天下國家，其實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人如昧起良心，還怕找不到似是而非的藉口嗎？
企業倫理的第四個原則是信。信是可以信賴，為公司建立信譽。孔子說：「信則人任焉。」（《論語‧陽貨》）講的是建立起信譽，人家才會信賴你，讓你做事，買你的東西。
三、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晚近三十年來，世界經濟從創造價值轉向追求利潤，主要原因是金融部門的角色，從傳統的媒介儲蓄和生產性投資，轉向追求自己的利潤。金融機構的角色從貸款（lending）轉變成交易（trading）。不僅僅追求自己的利益，還創造出各種所謂金融產品，讓大眾購買，終於造成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重創世界經濟，讓很多人受到傷害。
不獨金融業如此熱衷於追求利潤，生產事業、製造業也日益熱心從金融操作中獲利，不再專注於事業體本身。因為借錢太便宜了，所以就去借錢、擴大負債，不僅購買別家的股票，也購買自家的股票，使股價上漲，股東皆大歡喜、經理人增加薪酬。
2016年5月23日《時代》（Time）雜誌在一篇介紹Rana Foroohar《Makers and Takers》的報導中指出，美國卡特（Jimmy Carter）總統鬆綁利率，開啟了金融創新之門，使銀行的功能從貸款轉向交易；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總統和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的經濟政策皆有利於華爾街的發展；而葛林斯潘以來的寬鬆貨幣又掩蓋了經濟上的真正問題，以致長期以來，試圖依賴接近零的低利率使經濟不致重回衰退。
作者指出，政策轉變（policy shift）在當時看來都有正當的理由，但常有意想不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眼前台灣的「一例一休」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所以重大決策必須「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必須關注社會長期的利益，不可為了解決短期問題，反而製造出長期的問題。不過這在當前的民主政治制度下是很難做到的；民選的政治領袖只求問題不要發生在自己任內，只要拖過四年，責任就轉嫁給了下一任。
四、節制物欲，才能行穩致遠
科技不斷進步，逐步解除了自然的限制；經濟不斷進步，逐步解除了物質的限制；政治民主、社會多元，逐步解除制度的限制。以上是過去二百五十年工業革命以後世界的發展，這讓人類享有前所未有的幸福，包括物質福利的增加，權利和自由的伸張。這發展容許人們想要什麼就能大膽地去追求。
現在的人追逐自利，膨脹自我，不知節制，已然背離了增進幸福的道路，終將造成各種自然、經濟和社會的災害，而反噬了人類自己。
現今的世界致力地拿掉各樣的管制，使人無所約束，無所敬畏。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就是要人敬畏自然規律、敬畏長上、敬畏聖人的話。現今的人們還知道敬畏神嗎？美國在1960年代就有人說「神已經死了」，而現在的台灣人無所畏懼。
然而人生的幸福不是全靠財富―儘管人需要一些物質才能生存，並且物質財富也使人生活愉悅。然而亞當‧史密斯說：「說到肉體的安逸和心靈的平和（in ease of body and peace of mind），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大致都一樣，那個在馬路上曬太陽的乞丐所享受的安全，王者們要打仗才能得到。」6
人生還有其他重要價值。儒家重視品德、才識和在公共服務中自我實現。人在道德上和才識上富足，才會在物質上淡泊。人如缺少品德和才能，只靠物欲滿足，追求物質享受，膨脹自我，那麼，如今的這一切後果都是必然產生的。
五、傳統停滯時代的社會誘因制度：「禮」
社會的穩定發展需要每個人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而要人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個人必須遵守倫理，而社會需要有一個制度來加以配合。這個制度在孔子時叫做禮。禮包含儀式、規矩和制度三部分。
司馬光說：「……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資治通鑑‧周紀》）周代天子最重要的職掌就是禮、樂、征伐，其中以禮最為重要。
何謂禮呢？就是紀律。何謂分呢？就是人在社會上各不同的角色。例如君臣。何謂名？名就是那個角色。
到了漢朝，司馬遷說：「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史記‧禮書》）這是說，人有各種行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複雜，令人摸不清頭緒，但其實每個行為的背後都有它的規矩在當中。
是什麼規矩呢？是用仁義來引導人們去做某些事情，用刑罰來限制人們不做另一些事情，品德好的給予高的地位，待遇好還不夠，就再加予榮譽。
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一個具有獎懲功能的誘因制度（incentive system），社會是否有秩序，就看此誘因制度能否有效的分配人力，讓人們待在各行各業，每一個工作都有人做，並且好事有人做，壞事沒人做。若將司馬遷的「禮」再稍加擴充，就會得到現代成長社會的誘因制度，現在叫做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孔子時代的禮其實就是現在的社會資本。
六、現代成長時代的社會誘因制度：社會資本（參見圖表2）
儘管人的行為都不一樣，但在同一個文化下，大概會有相似的行為模式（behavior pattern），和共同具有的人生態度（shared attitudes）。行為、態度和人際關係（Networks）都受到價值（values）的引導和規範（norms）的約束。
價值與規範發生作用有賴實施機制（enforcement mechanism），而此一機制建立在社會的各種組織（organizations）之上。
七、人生的幸福方程式
價值就是人生所追求的終極目的（ultimate ends），此一終極目的，正也是孟子所說的「內在固有價值」（intrinsic values）。
人生追求的價值，包括品德，可稱為倫理價值（Et）；財富可稱為經濟價值（Ec）；社會地位和名聲，可稱為社會價值（S）。前述司馬遷所說的「德厚」即是倫理價值，「位尊」即是社會價值，「祿重」即是經濟價值。
假設人生的幸福總值為H（happiness），規範是N（norms），加入上述的倫理、財富、社會地位的價值，則人生的幸福方程式為H=F（Et, Ec, S, N），即人的幸福總值是倫理、財富、社會地位和社會規範的函數。
此一人生幸福方程式最簡單的形式可寫成：
H = aEt + bEc + cS – dN
而a+b+c-d=1
每個人賦予a、b、c、d不同的權值，反映這個人個別的價值觀或人生觀。而整個社會在制度和文化的影響下，形塑其共同的價值觀。
舉例來說，中國法家重視規範，賦予d較大的權數；儒家重視品德、地位和名聲，賦予a和c較大的權數；至於資本主義，則賦予b較大的權數。
八、發揚儒商倫理，光大中華文化：捨我其誰
傳統社會的結構簡單，其組織主要為家庭、鄉黨和政府，每一個組織都掌握若干資源，擁有一定權威，可以分配價值，實施規範，影響社會分子的選擇和行為。
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主要的相異之處，在於家庭和政府的角色退縮。如今家庭和學校的教化功能式微，政府的影響亦非昔比。然而，中間組織（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龐大。愈進步的社會，中間組織愈龐大，各種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專業組織（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特別多。
在中間組織中，最大且最重要的組織是企業。現代國家大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作人口在工商界工作。如果把企業倫理維持住了，社會的倫理就維持住了。企業必須施以倫理教育，形成社會最大的改變力量，才能符合社會期待，永續經營。
簡言之，企業倫理中的仁、義、誠、信，正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若推行儒商倫理，光大中華文化，節制私欲，將倫理放在財富前面，將責任放在權利前面，長遠來看，必能轉化社會風氣，進而幫助世界經濟走出困局。若繼續放任世界對權利、利益的追求，忽略道德和責任，世界的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只有回到並發揚維繫這個倫理，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才能走下去。
（本文為2016年11月12日「禧年聖經經濟倫理研討會」之重點摘錄，田恬整理）
注釋
1. 原文：And hence it is, that to feel much for others and little for ourselves, that to restrain our selfish, and to indulge our benevolent affections, constitutes the perfection of human nature.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 1759, Penguin Classics, 2009, p.31.
2. 原文：The man who act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perfect prudence, of strict justice, and of proper benevolence, may be said to be perfectly virtuous.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 1759, Penguin Classics, 2009, p.280.
3. 商品市場的內容是貨物與服務；資產市場的內容是房地產和金融資產，包括股票、公私債券和晚近發展出來的各種衍生性金融產品，而房地產經過證券化也可成為金融資產。
4. 因為金融機構接受客戶存款；金融機構的負債，就為存款戶的資產。
5. 書名：《Limits to Growth》，中譯《成長的極限》。
6. 同注1，p.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