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當前經濟不平等情勢:經濟學的觀點/賈昭南
賈昭南
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董事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兼任副教授
一、緒論
2010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爆發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首先是北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英國移民區的居民暴動事件、美國青年佔領華爾街運動,接二連三的發生,其中北非和中東地區的社會運動,引發政權崩潰和社會不安,至今仍未平息。綜觀這些社會運動,表面上是青年人為反對當前的制度走上街頭,並藉著網路串連所發起的反抗貪腐運動,或抗議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資源,本質上則顯示社會底層人士的生活,已經困頓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因此被迫鋌而走險。各地青年所爭取者,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合理的收入而已。偏高的失業率下,青年人對未來絕望,當失望到了極點,不願認命的人士出而呼籲並尋求改革的情緒終於爆發出來。
事實上,由社會底層人士和青年所主導的這類社會運動,並非史無前例,也非無跡可循,而是人類歷史上反覆上演的經濟資本主義危機現象。在農業社會的佃農與地主間或工業社會的勞工與資本家間,為了如何分配生產成果,始終爭執不休。近年來的資訊革命,迅速帶動了經濟全球化運動,先進國家的企業一味地追求低成本與高利潤下,將許多工作「外包」到開發中國家,固然造就了後者的經濟成長,亦導致工作移出國的藍領和白領階級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以景氣低迷時期為甚,經濟倫理問題即由此而生。
古典時期知名人口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曾為日益頻繁的勞資糾紛問題投入研究,在《人口論》一書中,更提出著名的論述:每當景氣繁榮時期,缺工的情勢使得勞工的收入獲得改善,但是人口數亦緊接著增加,最終仍然陷勞工於困頓的局面;在景氣低迷時,工廠生產下降,勞工若非失業,即須接受減薪的命運。1 共產主義之父馬克斯(Karl Marx)將一切歸罪於居資本主義核心的私有資本制度,因而撰寫《資本論》一書,闡述永無止境的貪婪,終將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崩潰。他因此而主張廢除私有資本制,並以共產制度取而代之。然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之存續,皆有賴道德水準的提升,因此只有搭配合乎正義原則的分配制度,方屬長治久安之道。2 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 於2012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指出,資本報酬超過勞動報酬是導致所得分配不平等的原因,而此情勢更隨財富分配惡化加速進行。經濟不平等是任何一種經濟制度下必然的結果,惟有民眾的道德水準能夠隨所得不斷提高與財富不斷累積而相對提高,方可有望解決。
本文旨在簡單陳述常見經濟不平等的衡量方法與基本統計資料的呈示方式,向社會大眾介紹當前受到各界矚目的經濟主題─所得與財富分配日益惡化問題。全文共五節,以下第二節陳述經濟學界對於經濟不平等的衡量方法及其意義;第三節利用OECD與IMF二個國際組織的調查報告,觀察當前世界主要國家的現況;第四節以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當前臺灣的所得與財富分配狀況,第五節為結論。本文限於篇幅,僅就經濟學的觀點陳述所得與財富分配的現況,無法就所得分配惡化的經濟後果與克服所得與財富分配惡化之道著墨。
二、衡量經濟不平等
經濟學對於經濟不平等的詮釋,大致可以由財富不平等、所得不平等、消費不平等三種總體經濟層面加以探索,再進而對個人、家庭、性別、年齡、種族、區域、所得移動(income mobility)機會等個體層面進行分析。
欲利用科學方法探索上述經濟不平等現象,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先依不同個體因素(個人或家戶)所收集的財富、所得、消費三個經濟變數的個體資料,觀察其實證機率(次數)分配的變化。為簡單呈現分配的狀況,統計學家又將各變數值,由低而高依序排列,然後將觀察結果分為五等分、十等分、一百等分……等等,檢視每一個等分的分界線,然後計算各等分內所包含個體的平均數或中位數統計量,作為探索不平等狀況的基本數據資料。3 分析時,通常特別留意最高等分與最低等分家戶或個人的差異,並以二者的倍數顯示極端的分配差異狀況。
一種綜合全體分配比例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s)統計量,提供整體分配狀況的資訊,其變動結果即代表整體變動的結果。以下說明吉尼係數的計算法。首先,加計各等分內的家戶所得總額,計算各等分家戶的所得或財富總額佔全體家戶所得或財富總額的比例(以五等分所得分配為例,分別計算所得最低20%、40%、60%、80%、100%家戶總所得佔全體總所得之比例),將等分級數與所對應之所得比例數值的座標點,繪製於圖1所示的座標圖中。其次,將各座標點連接,即得圖中所示的勞倫茲曲線(Lorenz curve)。最後,計算勞倫茲曲線與圖中對角線之間區域的面積(圖中區域A)。吉尼係數就是圖中A與A+B二個區域面積的比值,亦即A/(A+B)。若所得完全平均分配到每一個家庭(以五等分所得分配為例,若所得最低20%、40%、60%、80%、100%家戶的總所得,佔全體總所得之比例恰好為20%、40%、60%、80%、100%時,所有對應點皆落在對角線上),勞倫茲曲線與對角線完全重疊,區域A的面積為0,吉尼係數值即為0。另一個極端情況是全部所得歸一個家庭所擁有,勞倫茲曲線呈直角形,吉尼係數值為1。換言之,吉尼係數值是一個介於0與1之間的統計量,若勞倫茲曲線的曲度愈大或區域A的面積愈大,即表示所得或財富分配愈不平均或不平等,吉尼係數值即愈大。吉尼係數值由小變大,表示分配情勢已經惡化。
值得注意的是,吉尼係數的變動,永遠都是圖中區域A面積變動值的2倍,顯示吉尼係數有刻意將分配變動擴大的性質。
食、衣、住、行是每一個人的基本生存需求,當這四項基本需求無法獲得滿足時,社會即可能陷入動盪不安,而首當其衝發難者通常為低所得階層。因此,無論是基於社會安定或人道的理由,收入最底層個人或家戶的境遇,應當給予特別重視。基於此,聯合國訂有貧窮率(poverty rate)指標,要求會員國定期呈報。貧窮率是家戶人口中,每人消費額或所得低於貧窮線(每月低於75美元,或每日收入低於2.50美元)者,佔全體人口數的比率。事實上,聯合國所訂貧窮線的標準過低,並不具有任何實質意義。4 各國政府往往依本國的環境,另訂適用本國的貧窮線標準,據以計算貧窮率,供執政參考。近年來,OECD為比較成員國的貧窮情況,訂定了一套衡量貧窮率的統一標準。先將各家戶所得除以家戶人口數,然後取其中位數所得作為貧窮線,計算貧窮人口數佔全體人口的比例。
三、當前全球所得與財富分配現況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分別於2011和2015年,由全球的角度發布其對所得不平等的研究報告,本節以下摘錄這二份報告的重點內容。
所得分配現況
圖2列示OECD(2011)所蒐集1980年代中期(圖中以方形點顯示)和2008年金融風暴前(圖中以直條圖顯示)全球34個國家的個別吉尼係數值。首先,圖中列示的國家中,1980年吉尼係數介於最低約0.18(瑞典)到最高約0.45(墨西哥)之間,到了2008年最低約0.24(斯洛伐克)到最高約0.50(智利),所得不平等提高了約0.05。其次,最高十等分與最低十等分家戶的差異,由5倍到27倍不等,其中低於7倍的國家,由低到高排列,計有斯洛凡尼亞、丹麥、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比利時、芬蘭、瑞典、奧地利、匈牙利、愛爾蘭、瑞士、盧森堡、法國和荷蘭等15國;介於7倍到10倍的國家,計有德國、南韓、冰島、愛沙尼亞、希臘、波蘭、西班牙、紐西蘭、日本和澳洲等10國;介於10倍到15倍的國家,計有加拿大、義大利、英國、葡萄牙和以色列等5國;15倍以上的國家,計有美國、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等4國。墨西哥和智利的貧富差距高達25倍以上,應屬表現最差的國家。20個OECD會員國全體的差距為9倍。
最後,所得分配不平等狀況,除了土耳其、希臘和法國等3國有所改善外,其餘31國皆惡化,其中惡化較嚴重的國家,計有瑞典、挪威、紐西蘭、德國、芬蘭、盧森堡、英國和美國等8國。
2015年發表的IMF報告中陳述,代表全球不平等指標的吉尼係數值介於0.55和0.70之間,較2008年提高了更多。最近十多年來,因為中國和印度二個人口龐大的經濟體崛起,數億人口得以脫離貧窮的境地,使得全球不平等的情勢略呈下降。換言之,中國和印度二個國家的許多貧窮階級,逐漸翻身成為中產階級,而許多進步國家的富有人士則經由國外投資擴大他們的收入。
圖3所繪1988年(實線)和2008年(虛線)二個年度全球的所得密度(分配)狀態顯示:
(1)整個密度圖在中低所得部分不僅向右移動,而且變得較前低矮而肥厚,顯示收入介於100~700美元間各低所得族群的收入增加了,而收入介於700~5,000美元之中等所得者,不僅所得水準提高,而且個體數亦增加了。
(2)收入介於5,000~15,000美元間之高所得族群比例僅略微下降,惟變動不大。
(3)收入大於15,000美元者的比例,僅些微增加,同樣變動不大。
(4)代表最低與最高所得的兩端族群的收入,分別向二端延伸出去,顯示所得低於100美元和高於40,000美元者的個體數增加了,此可能是造成最高等分與最低等分差異擴大的主要原因。
整體而言,最高1%等分,或更精確的說,最高0.2~0.3%的族群與中產階級為這段期間內的贏家,居80~99等分的族群並未呈現顯著的變動,而最低所得階級則為最大的輸家。中產階級和原居中低所得族群的收入,呈現高比例增加(實際所得水準仍然偏低),應與中國和印度二個原本貧窮的經濟體崛起有關。最高所得族群的所得提高,可能是全球化下國際投資盛行所導致的結果。倘若此說成立,則資本移出國的勞工階級,即成為受害者。換言之,最高與最低所得增加,皆發生在進步國家。至於收入在5,000~40,000美元間的家戶,可能因為財產損失與勞動所得增加相互抵銷,以致未呈現明顯的變動。
圖4資料顯示,2000年以後,除了進步國家的貧窮率上升(雇用低技術勞工的產業外移到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導致這些勞工的失業率大幅上升)外,世界大多數地區的貧窮率皆拜經濟發展之賜而大幅度下降。須注意的是,進步國家原本的貧窮率即較低,因此將近1%增加,受到影響的人數仍然有限;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和拉丁美洲原本貧窮率皆非常高,這些地區國家的貧窮率下降,應為全球吉尼係數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中華民國所得與財富分配現況
我國行政院主計處對於所得分配相關統計,依據國際標準與慣例,建置有非常完整的資料庫,並定期發布綜合研究報告。本節摘錄部分資料,顯示當前的分配情勢。
(一)家戶所得分配
圖5列示過去37年來(1976~2013)我國五等分家戶所得分配之演變情形。整體而言,各等分家戶所得隨經濟成長持續成長,主要觀察內容,可以分為二部分:各等分家戶所得於不同期間內之增加情形與各等分家戶所得之差距。
圖5首先列示我國五等分家戶所得之演變情形,以下針對所得分配問題加以剖析。
(1)各期間內各等分家戶所得增加情形
由圖5中各等分家戶所得的走勢可以看出,第四、五等分家戶的所得始終大於全體平均所得水準。整個37年內,家戶所得增加的幅度並不相同,其中以第五等分的變化最大。第五等分家戶所得分別於1976~1981年和1986~1997年兩個期間內呈現大幅度上升。此外,2000~2001年經濟負成長時期,所有前四個等分家戶的所得皆下降,惟獨第五等分家戶所得以維持不墜的局面,而以第一、二等分家戶的所得下降幅度最大。以上討論並比較五個等分家戶所得的變動幅度,並非合理的比較方法。當外在環境變動後,例如經濟成長導致GDP增加後,若此項成果依相同的比例增加時,原本高所得者所分配到的金額自然較大,原本低所得者得能分配到的金額必定較小。欲探究各等所得者分得經濟成果的多寡,可以觀察彼此間的相關係數。5
表1顯示各等分所得間的相關係數,表中相關係數值介於98.85%~99.97%之間,相關度非常高。相鄰二個等分家戶所得變動比例高達99.80%以上;再隔一級家戶間之所得相關性略低,仍有99.37%以上;隔三級家戶間之相關性,再略下降到99.15%以上;然而,所得最高20%家戶與最低20%家戶所得間之互動性,又再度提高到98.85%。由此可見,我國各等分家戶所得之變動比例非常接近,因而導致的所得增加幅度不同,堪稱為合乎「公平」的分配結果。換言之,欲求所得分配平均或平等,應降低高所得者的成果分配比例。然而,若高所得者的經濟貢獻大於低所得者,分配時卻刻意壓低其分配比例,亦未必合乎「正義」的原則。
為進一步了解各年度整體所得分配的變動情形,圖6繪製各年度全體家戶平均所得與中位數所得的變動情勢。經由比較二者之差異變動,可以判斷所得分配之改變情勢。整個37年期間內,中位數所得皆低於平均所得,以倍數衡量之二者差距介於1.13~1.19倍之間。大部分期間內,此項差距維持在1.14~1.16之間上下起伏,卻於2001~2003年間突然大幅度上升到1.178以上。家戶所得平均數與中位數之差距,雖然於2000年後有擴大的跡象,惟始終維持在1.2倍以下,與先進國家相較,我國的家戶所得分配相對較許多國家平等。
整體而言,當前我國的家戶所得分配狀況,與OECD國家相較仍屬良好,以上依據五等分所得分配資料剖析結果,無論最高20%與最低20%家戶差與吉尼係數,皆在可以容忍的範圍內。雖然這二項常見指標,隨經濟成長而上升,惟自2000年後已經趨向穩定。
以上本小節對五等分家戶所得分配的簡單探索顯示,我國的分配情況,尚屬公平。主計處並未公布更高等分家戶所得分配的資料,因此我們無法進一步探索二十等分或一百等分家戶中,究最高與最低等分的差距為何?或最低5%或1%家戶的境遇究竟困頓到何種程度?6 在此情況下,貧窮率統計,似乎成為探索貧窮家庭的惟一選擇。
(2)貧窮率
富有家庭無論在管理生活與生存機會,皆較貧窮家庭擁有較大的優勢。無論是基於社會安定或基於人道的考量,貧窮家庭與個人方為探索所得分配問題的核心,富有並非罪過。如同前述,雖然聯合國對貧窮率設有官方定義,因各國環境不同,各國政府通常基於施政之需,而另訂定供其執政參考的指標。我國行政院主計處以家戶所得為基礎,除以家庭人口數後,即得個人所得統計量,然後將該統計量由小而大依序排列,將個人所得低於中位數的人口,列為貧窮人口,計算其佔全體人口數的比例,即得相對貧窮率指標。
圖7列示1981年以來的相對貧窮率。整體而言,貧窮率由1983年的4.91%,開始不斷上升,到2009年增加到最高點8.46%,然後再小幅下降到7.16%。整個觀察期間內,相對貧窮率曾於1987~1990年、1999~2001年、2008~2009年三個期間內,發生較大幅上升,此後即在新的較高位置盤旋,居高不下。此結果顯示,列為官方統計中的貧窮人口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更重要的是,一旦淪為貧窮階級,可能即難再翻身,此是否表示社會移動性正在惡化?值得進一步探索。
近二十多年來雖然分配情況有逐漸惡化之勢,然而卻未達到失控的程度。經濟學家Martin Feldstein在由中央銀行家參加的研討會中,發表《所得不平等與貧窮》論文中指出,只要高所得者的所得不是剝奪貧窮者的所得而得,富有即非罪過,也不致造成社會問題,問題是出自貧窮者本身。7 他列舉高所得者賺取高所得的原因為:生產力提高、企業家精神發揮(在迅速變換的環境中,發揮創新能力與負擔高風險)、工作時間延長(高薪工作者平均每週工作時數超過70小時,為一般工作者的2倍以上,此尚未計算犧牲休假的時間)、資本成本低廉。換言之,高所得者是以勤奮和承受成敗壓力,而換得較高的收入。貧窮者所以貧窮的原因為:失業(因長期失業而自勞動力中消失或轉入地下經濟而未列入統計對象)、缺乏賺錢的能力(學校與職業訓練成效不彰或個人智能不足)、自行選擇貧窮(視安逸休閒生活重於工作或眼高手低視現有工作待遇過低不願屈就)。他同時批評當今各國政府對所得分配與貧窮人口的統計資料,多取自報稅資料,然而未報稅的龐大地下經濟活動,往往正是所謂貧窮者所從事的主要經濟活動。此外,政府統計中呈現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往往有高估的情勢,此亦加深了對貧窮家庭生活困頓的誤導。
(二)家戶儲蓄分配狀況
儲蓄是個人基於生涯規劃目的,自當年度所得未經消費而留存下來的部分,是個人財富累積的重要來源,也是國家用以投資所需資源的提供者。圖8顯示過去39年來,我國五等分家戶儲蓄的演變情形。茲說明如下:
(1)整體觀之,第一等分家庭幾無儲蓄可言,且自2000年後數度出現入不敷出的負儲蓄。在1981年以前,其餘四個等分家庭每年皆有正儲蓄,而以第五等分家庭上升速度最快。此後於1987~1992年間,較高三個等分家庭的儲蓄再度快速上升,1993年以後此快速上升之勢不再出現,僅第五等分家庭尚可保持較前為低的增幅外,其餘四個等分家庭的年儲蓄額,大致維持8年不變,然後於2001年下降並再度恢復到2002年的水準。
(2)在1975~2014年的39年內,五等分家戶儲蓄的互動性遠低於家戶所得的互動性,亦即儲蓄的分配較所得的分配情勢惡劣。表2列示五等分家戶儲蓄間的相關係數值,表中計算結果顯示,除了最低的第一等分外,其餘四個等分與相鄰等分間皆可保持90%以上的高互動,然而相隔一個等分後相關係數值即降到85%左右,相隔二個等分後再進一步降到65%以下。第一等分家庭的儲蓄與其他四等分家庭間,除了與第二等分保持在52%外,與另外三個等分間幾無相關可言,甚至與最高的第五等分呈現負相關。
(3)自從2000年以來,儲蓄最低的第一等分家庭每況愈下,首先於1999年出現入不敷出的負值,此現象於隨後的2001~2002年與2005年再度發生,並自2007年後至今連續呈現負值。
(4)儲蓄最高第五等分與最低等分家庭每年儲蓄之差距持續擴大,1995年以前二者的差距,每年不超過30倍,此後於2000年突破40倍,2003年達428倍,2004年更高達3,575倍,其間尚不包括上述負儲蓄的十年。第五等分與第二等分家戶儲蓄之差距,大致維持在6倍到26倍之間。
(5)整體家戶平均儲蓄的分配情勢,可以藉觀察家戶儲蓄平均數與中位數的關係概略得知。1994年以前維持在1.4~1.6倍之間,1995年以後小幅度上升到約1.7倍,2001年後驟升而於2003年達到2.27倍的最高水準,此後即以盤旋之勢下降到2013年的1.72倍。
五、結論
所得與財富不平等的現象,正在全世界各地加速蔓延惡化,低所得階層人士在生活困頓下,被迫鋌而走險之情事時有所聞,逼得政府不得不正視此問題的嚴重性。本文主要目的是介紹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意義,供非經濟專業人士了解這個議題的內容與重要性。因此,本文摘錄學術界對此議題研究的結果,並以經濟成長作為關注的主題。西方進步國家的分配不均現象,已經日益嚴重,但是仍未到非立即採取強制措施的地步。在此惡化的過程中,基於人道的立場,亟須對所得分配最底層的民眾,提供必要的援助。然後,引用我國的相關數據,探索這些問題在我國的演變與發展情勢。本文初步探索的結果顯示,我國的所得分配狀況已經出現惡化的趨勢,然而與進步國家相較仍屬輕微。2010年代來,在經濟成長趨緩下,財富分配則迅速惡化,此將會嚴重影響下一代受教育的資源分配,提升基礎教育與其成效,實關係到我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此外,我國民目前享有全世界最優良的醫療保健制度,應該特別加以珍惜。
注釋
1. 經多年努力,馬爾薩斯認為勞資糾紛問題無解,因此轉向研究景氣循環問題,並在爾後出版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闡述資本主義將隨所得分配不均引發的有效需求不足,陷入無以為繼的地步。有效需求不足概念,於1930年代被凱因斯引用,而創立現代總體經濟學。
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20年代和經濟大蕭條的1930年代,共產國家的經濟表現普遍優於資本主義的世界,迫使歐洲國家步向福利國家路線。然而,共產制度仍然於1990年代無以為繼,宣告結束,而福利國家則陷入債臺高築的困境。
3. 平均數是將同一等分內各家戶或個人所得加總後除以個體數之結果,中位數是所得最低50%和最高50%家戶或個人的分界點,前者易受極端值影響,後者則不受極端值所影響。在一個分配平均的社會中,所得分配呈對稱狀態,平均數與中位數非常接近。當所得分配不平均時,平均數即大於中位數,亦即超過50%的家庭所得低於平均數,因此二者差距愈大即表示所得分配愈不平均,高所得者擁有較高比例的所得。
4. 試想像在臺灣一個月收入低於NT2,500或每日收入低於NT100的人,如何有能力造反?又如何構成社會動亂的來源?
5. 相關係數自將二個變數間的共變異數除以二個變數變異數平方根後之商數,顯示二個變數共同變動結果與其各自變動相較下的結果。若二個變數互相獨立或二者間毫無關聯,則共變異數為零,相關係數值即等於零;若二者的互動性達百分之百,則代表分子的共變異數恰好等於分母,相關係數值為一;若二者呈相反方向變動,則相關係數值為負值,因此相關係數是一個介於-1與1間的統計量。
6. 主計處公布有十等分家戶所得中,每一等分的界線所得金額,依據該資料數據,所得最低10%家庭的最高所得與所得最高10%家戶的最低所得之差距,由1975年的7.46倍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4.54倍,最低點出現在1998年的4.37倍,此差距遠低於五等分所得分配的情勢,因此為了解社會上所得差距最大的所在,必須依賴20或100等分所得分配資料的公布。
7. Martin
Feldstein,(1998).“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NBER Working Paper No. w6770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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