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富裕－富裕、貧困與制度(二)

續

日本和巴西是最好的對比例子。二者各擁有人口一億六千萬，日本人口多集中在像美國愛達荷一州大小的地方，幾乎到處都是山。除了氣候良好、糧食約可自足外，沒有其他天然資源，能源全賴外地供應，因為山多，人口集中在百分之廿的土地上。然而日本卻生產出占全世界百分之十的總生產量。巴西有美國本土那麼大，可謂是世界第三大富有國家，有鑽石、石油和廣大耕地；但是它的產出額祗占全世界百分之二，目前還有一千七百億的外債。
二者相較，日本便顯得非常突出，足以證明人的智慧和制度帶來財富，而非倚賴天然富足所造成。
比利時人類學家毛麟(Leo Moulin)認為，以猶太－基督教的觀點來看，創造主是美善的，且鼓勵人們探究礦石、化學實驗、顯微分析等研究。設想我們都是從神的形象而來，神既是美善的，那麼去探究祂的寶藏，便是與 神同工，而不是禁忌或觸犯邪靈了。
上帝呀召猶太人和基督徒時，不是要他們效法這個世界的體系，而是要改變。這也可以說明何以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文化在歷史上帶來極大的震憾。開發、人權、自由和正義等這些引起世界激辯的思想，都源起於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在變遷波盪中，充滿了能力。

聖經的人性論之二：有罪的人
人性中不僅具有以上上帝的形象，還有墮落人的軟弱。當人們在銀幣上說：『我們信靠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另一涵意便是我們不相信任何「人」。
從亞當史密斯以來，在北美建立的經濟制度是針對「罪人」建立的；這是經濟學的神學基礎，也是很實際的人性。每一個人多少都會犯罪，但是所有(墮落)的人不見得都是壞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說大部分的人們經常都是正常、溫和而負責任的。人性的雙重性的存在，一方面要求發展的空間和自由，另方面指出建立制衡制度的必要。

美妙的分權制度
史密斯認為人類是政治性的動物，故自然有政治制度，但是因人們有時會犯罪，因此我們不能賦予人太大的權力。一個政治領袖或政治領導團體的權力，不適合兼管道德、思想良心和資訊的應否流通；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道德機構和教會體系－包括出版業、大學、慈善機構，必須和政府分開，兩種分立體系各有其不同類型的執行者與制度。
因政治領袖或政客們不可能作好商業決策，而且人們承認全國一百萬個經濟單位(人)個別的決策，永遠要比國家十二個菁英－倚靠電腦－來規劃會作得更好。真正作經濟決策的，應該是商人和企業家的責任，因之必須從國家政體中分離出來一種自由經濟制度。故我們需要建立一個三足鼎立的政經制度，由政府、商人企業家和獨立的道德知識份子所構成。三者彼此相關，因屬同一國家制度，但是又是各自獨立的，如圖－理想的政治經濟制度。
根據世界傾向，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和神學家都不喜歡商人及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也不喜歡知識份子，但是畢竟他們有些價值，所以也祗有權充愛智者，免不了裝模作樣一番；他們也不喜歡商人，商人也不喜歡知識份子和政治家。圖中體系的美妙在於他們三者正好有其切點，但不交集，不互相隸屬。可能誰也不喜歡誰，但是卻鼎立成了一個制度。人若了解罪性，便會知道彼此監督的重要。
一個良好的道德體系不必依附於政府，正如他們也不被商業所收買一樣。
政府的功能是去豐富一個活潑的環境，讓人們發展卻不轄制他們，政府祗要限制自我的角色「為所當為」，卻不必「大有為」，把經濟的一切活動讓企業家去負擔決策風險，他們會作得更好，這便是我們的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區別。
商人和企業家在承擔經濟活動和創新之風險同時，應充分尊重政府和來自社會道德體系的聲音。如此，一個合乎聖經的分權制衡制度才能順利運行。
如果，如另外圖示，三者產生交集，或是分離狀態，前者可謂如同開發中國家多未建立成獨立的體系，多有彼此勾結、收買及利用的情事，從而鮮少聽到代表社會正義的觀點或呼聲。如果三者，相遠離完全沒有接點，對各自功能不能相互認同和相互參與，終究不能達到理想社會的制衡和輔成功能。
因此，一個合乎聖經的經濟政治體系的認識與重建，其目的是藉著相互制衡、三位一體的制度，引發出社會巨大的創造活力，及極大財富。倘若我們均能肯定所在體系(商人、政府、知識份子任一)中的責任和角色，廣義而言，我們在任何一個體系之中，都可以說參與了制度的建造。
當代世界上許多國家正在貧困中掙扎，許多國家的政經制度還在左右搖擺不定之際，北美和東亞的若干實例已指出，建立一個合乎聖經的政經制度，可能是他們從貧困邁向富裕的前題。人們必須心存誠實，努力改進，始可看見曙光。

(本文觀點取材自Democratic Capitalism: A North American Liberation Theology, by Michael Nov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