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神學與經濟學的決裂點?

「上帝在我們心中的代理人從來都不會忘記，用內疚和自責的痛苦去懲罰那些違背準則的行為。」道德情操論(TMS) 亞當史密斯

「人類和其他理性創造物的幸福，看起來是自然的造物主在創造他們時，即想要達到的最初目的。 ..我們根據自己道德的功能去行動，這必然是在增進人類幸福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可以認為是在某種意義上與 上帝合作，是在盡已所能推動天意的計劃。」道德情操論（TMS） 亞當史密斯 (註1)

前言：全球化源自經濟意義的延伸
近代人類賦與全球化多方面的意涵，包括生態意義、訊息意義等， 但是全球化真正之衝擊，無寧是源於兩百年來經濟和貿易的擴張和繁榮，所造成無遠弗屆的影響。吾人可指出，地球村之形成，泰半歸諸於全球貿易無疆界、往來頻繁所構成。
進一步言，人們體認到透過商品財貨、資本流通的充分流通，各國政府則認為將貿易（投資）障礙予以消除，為促成人類財富或物質生活增長重要的原因。全球化表面上來看，是全球專業化分工之能力和管理之競爭，一種不斷較量的結果。從經濟福祉角度來看，祗有「全球化」和「邊緣化」兩種結局，無人得置身事外。

但是，回顧人類完成上述體認，常常歷經漫長的旅程，世界由拒絕全球（貿易）到擁抱全球化，知道不能獨善其身，大家需努力架構一個國際繁榮的環境，並甘願接受國際超然機構的協調規範，人類思維劇變，真是不可同日而語。(註2)

當前世界發覺並重視全球化的影響時，其實是一種全球三大生產要素：商品、資本和勞動力撤除移動藩籬的過程。經濟學家論證了上述過程使全球總財富，將產生巨幅增長的光景。無論為商品財貨、資本(金融)的國際化自由移動，或國際勞動力移動障礙之消除，WTO已指出了一條祗有前進的不歸路。

然而，當今全球化議題，其體系已燦然具備，已非1776年亞當史密斯當年的梗概架構，而是歷經兩百年被檢驗的真實存在。尤其繼WTO後，其以「公共政策」之面貌出現，其被接受與排斥，是立竿見影之大是大非，自不待言。又由於前所言，全球化既是實際的公共議題，對大多數人而言，是生死交關的問題。所謂時代巨輪向前轉動之際，其辯論之緊要，又何容絲毫停滯或延宕？

經濟哲學的預設和經濟體系的全盤詮釋，對基督教神學之挑戰
近來所謂全球化趨勢，雖然已加入政治、社會乃至文化上的經度，其本身是作為經濟學的概念源起並存在的。當經濟哲學經過兩百餘年的粹煉，用在詮釋人類的物質福祉，指引道路，試圖結束人類歷史之悲情時，不斷給予人們政策上進行反思，加深國與國的競爭。各個國家或政體無論自卑或自傲，亦以經濟生存成就來自我評量和期許。

近世基督教在面對任何系統性解釋世界觀或人類歷史觀時，面臨極大考驗和其自我詮釋之必要。然而過去大多數基督教思考者的因應，均落入對於全球化陷入批判性思維。對經濟體系運作掌握不夠，無論是否採拮福音派末世論中時代論觀點，均易予以無情否定批判一番，另方面則在實際（教會）生活和追求效率因素和策略上，予以擁抱。似為理性和感性的差異和矛盾。

普林斯頓大學Stackehouse引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1999年一篇文章中的觀點﹕「很多人並不認為『全球化』是對客觀現實的描述、是創造新的社會和文明之可能，而是將其視為『掠奪性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乃至感到一種困擾。于是……至少出現了三種抵制方式。」(註3)

然而本文要指出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精髓和神學是共通的。今日神學界未能注意到歷史的資產。無法承繼該認識，或者給予當代全球化啟發亮光，有意追求正義、美善而緣木求魚殊屬可惜。

公共神學的課題的出現－全球化議題的急迫性
全球化以公共神學的面貌出現，促使正視全球化衝激，在理解及因應手段上已屬刻不容緩。

許多神學開始的批判，來自於傳統上對資本主義中自由市場經濟的不信任，延伸到對國際自由化的質疑和批評。Coral Johnson引述肯亞他學生的描述，舉例其如何從一個自足鄉村，因「全球化」終致田園失落，被趕向城市的悲情故事。外來「專家」來到肯亞鄉村，「告訴我們要改種咖啡和可可以外銷致富。照辦的結果是，GNP好看些了－因為過去鄉村經濟從未列入國家金融統計數字，但是我們連原先養得起的孩子，已不能餵養，大人則更遭難。現在樹沒了、水質壞了、土壤劣化了，孩子受飢忍餓。被趕到都市的人，脫離家庭，社群關係破壞。每個人經濟和文化條件比以往更惡劣。」(註4)

令人敬佩的福音派大解經家塞德弟兄（Ronald Sider），也是「飢餓時代的富裕基督徒」（中譯「財主與窮人」）一書的作者，當談到全球經濟，使得落後國家國際貿易條件惡化，出口不足以支付巨增的外債。因國際債務沈重，致使菲律賓每年有九千個兒童，因營養不良缺乏政府照顧而死亡時，不禁忿怒指出全球經濟已成「結構性邪惡」的制度，責備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毫無人道。不祗菲律賓外銷如此弱化，巴西咖啡豆和巴勒斯坦麻紗，命運也都相同，貿易條件長期惡化。國際貿易的結果，居然悲劇一場。(註5)

2005年8月發生的高雄泰勞暴動事件，論者或以為是全球化明顯的悲劇或副作用，但從古典經濟看來，這不是過分實施全球化的後果，而是全球化實施得不足，或政府看得見的手，干預市場經濟太多，在人類貪婪的作祟下，使市場自然秩序的均衡規律遭到破壞。設若全球化之自由市場經濟在外勞雇用上充分運作，結果可能是高雄捷運可以雇用低於新台幣16,000月薪的勞工，仲介中間人祗有正常利潤，沒有超額利潤可操作配額管制，在游走於政商之間上下其手，泰、台兩邊政府主事官員，沒有貪污空間，這才是符合經濟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才是符合社會正義，且落實上帝的秩序和國度的公義。唯有在此主張下，人性的正義、勞動稀少性（配額）、勞動者分配效率，或者符合愛的精神，才有可能被彰顯。

古典經濟學和神學的宇宙觀的和諧－亞當史密斯體系和其全球化詮釋
從經濟學的發展和神學具有深厚的關係，牛頓後的世界(post Newton era)引起道德哲學家亞當史密斯及休姆對於社會擴張其最大財富的途徑細節，做過考察。根據定律運作的市場，和牛頓定律下的物理世界，都是井然有序的體系。而利已心的功能，等同於萬有引力在物理宇宙的作用。在理論推演中，利己心的充分發揮，所產生合諧社會，和宇宙太陽系運作的一樣完美。

幾世紀以來，包括阿奎（Thomas Aquinas），等主要的神學家認為，上帝係創造一個合理(rational)的世界。十八世紀，許多人認為自由市場的完全性，是理性、有序世界的終極完成。正如田立克（Paul Tillich） 稱 「上帝護理的觀念在啟蒙運動時期落實於現世了」，而「最鮮明的表達可從經濟學領域中被發現。是史密斯的合諧－一個由市場看不見的手所促成的合諧，不必經由有意的意圖或者（國家）計劃來達成最有效率的勞動分工和財貨分配。」 (註 6)

在彼時神學上，自由市場經濟假設了新教的個人主義，其為牛頓的自然科學所加持，促成了阿奎那萬物合諧的願景。事實上，加爾文、牛頓和阿奎那的解析，迄今為止仍具有啟發性。自由市場經濟學允諾了快速的物質增長，普遍的福祉提升，使得短暫的貧乏不足為道。史密斯的國富論不僅是一經濟論文，它是整個羅馬以來歷史的回顧和對人類文明的批判。它是涉及人類廣泛福祉問題的哲學作品－一種理性無私論述態度。國富論始終運用經濟的原則、倫理的原則、法制和神學的亮光和對人類的關懷的熱忱全面探其討，國家財富形成的原因及本質(註7)，故國富論是一本哲學著作。因此當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論證包括全球國際專業化分工，才是致富的根源。歷經兩百年，人類終於服膺了史密斯的理論，並要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來履行富國之道。至於史密斯的立論，縱有部分被引為物化的物質主義或極端個人主義，但不絲毫影響史密斯揭櫫的真實道理。此於史密斯道德情操論 (TMS)的本論文標題金句中，便了解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二位一體，而不致誤解了。

稀少、正義、效率、愛和關懷－神學的批判和經濟學的批判分道揚鑣？
經濟學探究人類福祉榮枯的過程，形成學科的體系，甚至詮釋了整個人類發展和前途企盼的緣由，甚至發展出其一套自信，認為經濟之基層結構，可用以解釋「終極」問題的信念。當然，任何觀點要經過神學的批判，但是批判經濟體系的準據基礎又在那裡？

在現世或來世的意義上，經濟學至少解釋了資源的稀少性、社會正義－資源配置的效率、消費者主權等問題。祗有在資源分配合乎公義、社會正義達到公平、物質豐隆下，人們在盡了職責之後，才能以愛、關懷和德性的追求，彌補社群和市場功能之不足，完成上帝託付基本的責任，才能無愧我心。在神愛世人、上帝荷護的神學追求上，那一點又是和「上帝的國度行在地上」的神學訴求相背離呢？神學的工作，不正是如以賽亞般，要持續告訴經濟決策者他們：「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嗎？

在此指出，基督教全球化的辯論，來自於長遠以來福音派對「資本主義」辯論的延伸。進一步言，是對資本主義中市場經濟有效性和正義性的核心議題辯論。
因此當資本主義從國內走到國際，吾人並不意外，當全球化議題出現時，基督教（福音派）固然有股批判的力道排山倒海而來，但是此股批判或反思的結果，亦又要受到社會主要思維，包括來自神學與經濟、理論與現實的步步檢驗。

如果神學辯論，能夠重新繼承古典經濟以來宇宙論的觀點，對於當代經濟體系的運作，從聖經有關公義、公平、創意、效率、慈愛、關懷提出輔正，則任何批判均是極有價值的。反之，雖然馬克思的計劃經濟最終已經崩潰，但是質疑者縈繞著對市場波動、混亂，乃至對資本主義運作，從來不信任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教會對順服市場經濟的行為，輒以「金牛犢」來予以鄙視；長此，則偏離現實的主張，終將沒有異象願景而被邊緣化了。

在處理全球化議題時，神學的危機，是容易情感正確，方向偶爾被質疑，而政策則因偏離經濟理論而犯下致命的錯誤。愈熱心投入的神學家，可能犯錯愈大。此是否為台灣長老會先見們，勿寧在政治而非重要的經濟議題上發言的情形予以類比。前面塞德引述第三世界國家債務危機，其解析能力及所帶來的情感都是真確的，甚至極為感人的。但是吾人要指出其解決方案，卻是要詳細斟酌、接受檢驗。例如，要求開發中國家人們，試圖離開市場法則，終止生產經濟作物，咖啡、可可，不要賺取外匯，以先解決國內貧窮問題，是否流於治絲益棼？或者，其應考量問題是中間產銷剝削，以致其國家外匯旁落？或真係國際價格波動季節因素所導致之暫時性現象？從而有效尋求補救措施，而非從此離開和改行！

由於經濟學觸及到人性包括利己心到宇宙運作的基本假設演譯。史密斯唯妙地將利己心，一種照顧自身財產能力的天賦，和審慎的美德、仁慈的美德以及公義的美德結合起來。審慎的美德，是藉著上帝以最高的智慧設計了人類天性中利己之心，使達成生存與繁衍的目標。正如史密斯指出，關心自己之所以成為美德，因為要很好的關心自己，必要有遠見卓識、行為要處處謹慎、有時還要加上克制和忍耐，進而人們可以成為精明、正義及行善的人。一個理性的商業社會，則正為這種美德的產生架構了基礎。市場經濟本身提供一套內在的倫理準則，它們包括「公平競爭」「誠實守信」「遵守法律」等原則；同時亦相對地要求市場的參與者具備一系列的道德品質：強烈的責任感、契約神聖的觀念、競爭與合作的意識、進取的冒險精神、自由民主的崇尚等。這套倫理道德體系主要立足於互利，與損人利己、巧取豪奪的惡行勢不兩立。即市場經濟本身具有使人們實踐市場倫理道德的某些內在力量。在這裡經濟人和道德人可以微妙地合而為一。
對於經濟學如此巨大的詮釋企圖，再加上全球化的實踐場域，不能不讓包括神學界的人士側目重視。然而，神學若拋棄古典經濟學宇宙論、人性論的資產，重拾物我合一的理念，豐裕神學內涵，並及時加以檢驗，結果必然手足無措，無法因應。何況有理念的經濟工作者，正持續追尋經濟正義和上帝公義、關懷仍不遺餘力。當代神學的危機正是在此。

結論：全球化下，重尋基督教立場
從正面經濟與神學的互動來看，有些人如Francis Woehrling認為基督教信息有實質拯救當代經濟學的能力，而經濟學亦有助於了解基督教信仰。對於遠離經濟主流的神學思想者想建立一個有系統的經濟神學，必須對新古典派經濟學觀點和體系，做更深入體察，即認知到經濟學在處理複雜人類行為有關愉悅、痛苦、自由、(稀少性)限制的方法與能力。在基督教認識社會中罪性和邪惡的事實下，建構更有效的經濟理論。James Halteman認為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顯示的道德哲學，指出道德過程需要自制個人的情操。其道德理論提供了經濟學道德的基礎。基督徒學者，需在這個基礎上來予以評量。(註10)

今日談全球化不是資本主義耀武揚威，或者神學、經濟學彼此鬥爭，相互威脅的場域。全球化的美善面有難以落實的悲淒或暫時的市場失靈。從追隨史密斯的經濟學家看來，它是會被人類貪婪和壟斷的國際擴張所延宕或暫時擊倒。經濟學家的最大痛苦，是知道要厲行消除壟斷，主張正義，但是卻缺乏道德勇氣－或政治及社會後援。能知而不能行，如此不正「虧缺了上帝的榮耀」嗎？
全球化以加入世貿組織達到它另一次的高峰，是兩百年來普世人類經濟價值全球化的整合的代表，這不是人類思維的意外，而是世界必然的趨勢。特別是有百分之九十的世界貿易都被規範在內的情境下，人類世界觀和思想可能從此改觀。在可見的未來，國際貿易、跨國投資以至人類經濟福祉增加固不待言，但是強勢產業的經濟擴張和弱勢產業的收縮卻又加深了擴張過程中經濟波動的隱憂，而那些在普世的邊陲落後經濟，何時才能獲得超脫的機會，亦會令人質疑。

對於承受天父交付人類治理大地的責任，全球化無疑會更具有效率與公義。基督徒可以預見這些全球化變動所帶來的，正如兩刃的利劍，如何重新尊重市場經濟的力量、接受經濟調整時期的必要而不失悲憫之心。從而與神學工作者，一同思考聖經啟示的方向，在時代巨輪轉動中，幫助弱群找到其定位和出路。吾人樂見神學和經濟學的繼續對話，特別是神學工作者提出方案時，務要諮詢於經濟法則的可行性。否則不當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良善的神學動機，真有可能造成邪惡的後果。全球化在公共政策上如何正確面對「稀少、正義、效率」問題，則「愛和關懷」的地位則是隨之而來。遠離市場法則，終將傷及更高的愛的目標。

無論贊成與否，神學和經濟學必需在此議題上交融。經濟學不會離開離神學，神學亦離不了經濟學(註11)。全球化突顯了二者許久以來的背離與決裂必須復合。繼承古典經濟學自我和世界和諧的資產，對人性中利己心善於承認並發現在扮演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是處理全球化議題中極大的智慧。公共政策神學隨全球化，問題一一發生，古典經濟學的信念從來就不與愛 父上帝的心相衝突。故重建一個當代的「經濟神學」－經濟與神學相互調合，迫在眉睫，而彼此任何的忽略，都會是無可避免的損失與災難，否則自成體系將被孤立和拋棄的後果。